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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信是非常誠實的人,象周文祥,當然以爲接到這樣的一封信是一種恥辱。在接到了這封信以前,他早就聽說過有個瞎胡鬧的團體,公然扯着臉定名爲“說謊會”。在他的朋友裏,據說,有好幾位是這個會的會員。他不敢深究這個“據說”。萬一把事情證實了,那纔怪不好意思:絕交吧,似乎太過火;和他們敷衍吧,又有些對不起良心。周文祥曉得自己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才幹,但是他忠誠實在,他的名譽與事業全仗着這個;誠實是他的信仰。他自己覺得象一塊笨重的石頭,雖然不甚玲瓏美觀,可是結實硬棒。現在居然接到這樣的一封信:
“……沒有謊就沒有文化。說謊是最高的人生藝術。我們懷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說謊這件事。歷史是謊言的紀錄簿,報紙是謊言的播音機。巧於說謊的有最大的幸福,因爲會說謊就是智慧。想想看,一天之內,要是不說許多謊話,得打多少回架;夫妻之間,不說謊怎能平安的度過十二小時。我們的良心永遠不責備我們在情話情書裏所寫的——一片謊言!然而戀愛神聖啊!勝者王侯敗者賊,是的,少半在乎說謊的巧拙。文化是謊的產物。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最會扯謊的傢伙。最好笑的是人們一天到晚沒法掩藏這個寶物,象孕婦故意穿起肥大的風衣那樣。他們彷彿最怕被人家知道了他們時時在扯謊,於是謊上加謊,成爲最大的謊。我們不這樣,我們知道謊的可貴,與謊的難能,所以我們誠實的扯謊,藝術的運用謊言,我們組織說謊會,爲的是研究它的技巧,與宣傳它的好處。我們知道大家都說謊,更願意使大家以後說謊不象現在這麼拙劣,……素仰先生慣說謊,深願彼此琢磨,以增高人生幸福,光大東西文化!倘蒙不棄……”
沒有唸完,周文祥便把信放下了。這個會,據他看,是胡鬧;這封信也是胡鬧。但是他不能因爲別人胡鬧而幽默的原諒他們。他不能原諒這樣鬧到他自己頭上來的人們,這是污辱他的人格。“素仰先生慣於說謊”?他不記得自己說過謊。即使說過,也必定不是故意的。他反對說謊。他不能承認報紙是製造謠言的,因爲他有好多意見與知識都是從報紙得來的。
說不定這封信就是他所認識的,“據說”是說謊會的會員的那幾個人給他寫來的,故意開他的玩笑,他想。可是在信紙的左上角印着“會長唐翰卿;常務委員林德文,鄧道純,費穆初;會計何兆龍。”這些人都是周文祥知道而願意認識的,他們在社會上都有些名聲,而且是有些財產的。名聲與財產,在周文祥看,絕對不能是由瞎胡鬧而來的。胡鬧只能毀人。那麼,由這樣有名有錢的人們所組織的團體,按理說,也應當不是瞎鬧的。附帶着,這封信也許有些道理,不一定是朋友們和他開玩笑。他又把信拿起來,想從新念一遍。可是他只讀了幾句,不能再往下念。不管這些會長委員是怎樣的有名有福,這封信到底是荒唐。這是個惡夢!一向沒遇見這樣矛盾,這樣想不出道理的事!
周文祥是已經過了對於外表勤加註意的年齡。雖然不是故意的不修邊幅,可是有時候兩三天不刮臉而心中可以很平靜;不但平靜,而且似乎更感到自己的堅實樸簡。他不常去照鏡子;他知道自己的圓臉與方塊的身子沒有什麼好看;他的自愛都寄在那顆單純實在的心上。他不願拿外表顯露出內心的聰明,而願把面貌體態當作心裏誠實的說明書。他好象老這麼說:“看看我!內外一致的誠實!周文祥沒別的,就是可靠!”
把那封信放下,他可是想對鏡子看看自己;長久的自信使他故意的要從新估量自己一番,象極穩固的內閣不怕,而且歡迎,“不信任案”的提出那樣。正想往鏡子那邊去,他聽見窗外有些腳步聲。他聽出來那是他的妻來了。這使他心中突然很痛快,並不是歡迎太太,而是因爲他聽出她的腳步聲兒。家中的一切都有定規,習慣而親切,“夏至”那天必定喫滷麪,太太走路老是那個聲兒。但願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如此,都使他習慣而且覺得親切。假如太太有朝一日不照着他所熟習的方法走路,那要多麼驚心而沒有一點辦法!他說不上愛他的太太不愛,不過這些熟習的腳步聲兒彷彿給他一種力量,使他深信生命並不是個亂七八糟的惡夢。他知道她的走路法,正如知道他的茶碗上有兩朵鮮紅的牡丹花。
他忙着把那封使他心中不平靜的信收在口袋裏,這個舉動作得很快很自然,幾乎是本能的;不用加什麼思索,他就馬上決定了不能讓她看見這樣胡鬧的一封信。
“不早了,”太太開開門,一隻腳登在門坎上,“該走了吧?”“我這不是都預備好了嗎?”他看了看自己的大衫,很奇怪,剛纔淨爲想那封信,已經忘了是否已穿上了大衫。現在看見大衫在身上,想不起是什麼時候穿上的。既然穿上了大衫,無疑的是預備出去。早早出去,早早回來,爲一家大小去掙錢喫飯,是他的光榮與理想。實際上,爲那封信,他實在忘了到公事房去,可是讓太太這一催問,他不能把生平的光榮與理想減損一絲一毫:“我這不是預備走嗎?”他戴上了帽子。“小春走了吧?”
“他說今天不上學了,”太太的眼看着他,帶出作母親常有的那種爲難的樣子,既不願意丈夫發脾氣,又不願兒子沒出息,可是假若丈夫能不發脾氣呢,兒子就是稍微有點沒出息的傾向也沒多大的關係。“又說肚子有點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