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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驢兒衚衕的口上，無論冬夏老坐着一個老婆婆。灰塵彷彿沒有撲落過來的膽氣，她老是那麼幹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着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着一些和悅親善的光，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補破鞋爛襪子；眼還沒有花，可是手總髮顫，作不來細活計了。她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伕們，記着誰誰剛纔往南去了，或誰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裏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媽媽”。有人說，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後，衚衕口上好幾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兒。大家似乎沒理到這件事，因爲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着膽出來，誰還顧得注意她：國土已丟失，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裏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卻多了一些什麼：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顏色，她所認識的人還作着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着一層羞愧。她幾乎不敢再招呼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着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雖在陽光之下，而顯着悲苦慘淡。
活了六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這次這麼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象夢中把手壓在了胸上那麼難過。她看見了成羣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陣的飛機在空中飛旋，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捆往敵營去喫槍彈，大批的我們三四十歲的壯漢被鎖了去……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這些事底下沒有“日本”這兩個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懷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識字，沒有超過喫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識，不曉得國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在她的耳邊，在她的心裏，久已湊成一塊病似的那麼可恨。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彷彿渺茫的才覺得她還知道好歹，不是個只顧一日三餐的畜生。現在，滿天飛的，遍地跑的，殺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這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只能從齒縫脣邊擠擦出來。象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淚落那樣，她直覺的感到不平與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馬路那邊站崗的那個兵。她對誰都想和善，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着點點頭。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着，在秋陽下閃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腳是那麼寬，那麼重，好象唯恐怕那塊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着。那是“咱們”的地；好媽媽不懂得別的，那塊地是誰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象白布上一個紅團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可是不看還無濟於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寬重的腳，時時在她的心中發光，踩壓。
她慢慢覺出點奇怪來：爲什麼咱們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對的事，可是現在她覺得揍那個兵，日本兵，是應當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們的那些壯小夥子簡直沒有心胸，沒有志氣，沒有人味兒！假若她有個兒子，要去揍對面的那個兵，她必定是樂意的，即使母子都爲這個而砍了頭，也是痛快的。
她不願再坐在那裏，但又捨不得離開：萬一在她離開的那會兒，有人來揍那個不順眼的東西呢！她在那裏坐得更久了，那個東西彷彿吸住了她。他簡直象個臭蟲，可恨，又使她願意碰見——多嘴纔有人來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着的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這樣憤怒，這樣希望。殺了這個兵有什麼用處？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覺得有他在那裏是種羞辱，而羞辱必須洗掃了去。正象個小姑娘到時候就懂得害羞，這位老婆婆爲着民族與國土——雖然連這倆名詞都不會說——而害羞。凡是能來殺或打這個兵的，她便應當呼之爲——容或她會說這個——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麼紅鬍子藍靛臉的人物，而是街上來來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個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義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雖然知識與字彙不同，可是在這時節都會唱出與這差不多的歌來：“國土的乳汁在每個人血中，一樣的熱烈，一樣的鮮紅；每個人愛他的國土如愛慈母，民族的搖籃，民族的墳墓。
驅出國境，慘於斬首；在國土上爲奴，終身顫抖，是靈魂受着凌遲，
啊，靈魂受着凌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