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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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道：“對我這歲數的人來說這有點反常啊！”

這個醫生同情地笑着對我說道：“我看您是一位哲學家。”這是我在這個歲數時第一次想到了衰老，不過之後不久我就忘了這事。以後這些年中，我經常習慣性的痛醒，疼痛的地點和方式都不同。有時候想到這是死亡的前兆，然後第二天自己就被火化了。這時候我又聽人說，一個人變老的徵兆就是他會突然覺得自己長得像他老父親。所以我想我會永遠年輕，因爲我長得一副馬臉，和我父親那加勒比人（caribe）的粗獷格格不入，也不像我母親羅馬人（romano）

那般雍容華貴。真正的情況是這個跳變實在緩慢，以至於我們都沒有感到它已經發生了。自己從內部看沒變，但是外人一看外表就知道變化了太多。

在我五十多歲時我開始感覺到年老失憶的情況。一次，我竟然上下樓都翻了個遍 來尋找戴在自己身上的眼鏡，或者是我在淋浴時忘了摘掉眼鏡，還有當我要看書時把老花鏡戴在了近視眼鏡上；有時候已經喫過早餐卻忘了，又喫了第二次；因爲我經常把前面一星期講過的故事再講一次給我的朋友們聽，所以我學會了辨認出他們敢怒不敢言的警告。所以我試着做了熟人的一張頭像和姓名一一對應的備忘錄以備打招呼時能對的上號，但是總是記不起來誰是誰。

因爲我的性能力不取決於我也不取決那些女人，她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或者是爲啥她們需要這事，所以我一點不擔心我的性年齡。現在我嘲笑那些八十歲的年輕人因爲被這些忘卻的打擊而去諮詢醫生，他們不知道在九十歲時這個打擊還要嚴重，但是這些都不重：這是活着的風險。反過來說這是年老的順利，年老者對於無關緊要的事情都忘記了，但是卻牢牢記着至關重要的東西，就像羅馬作家西塞羅Cicerón所說的：沒有一個老人會忘記他所藏寶貝的地點。（譯註：西塞羅，古羅馬著名政治家、演說家、雄辯家、法學家和哲學家。）

在那些思考和其他一些思索中，我完成了這篇文章的草稿。那時陽光射在公園中的杏樹之間，內河上的郵輪因乾枯停滯了一個禮拜，現在轟鳴着進入了運河。我想：我九十歲的生日已經到來。我從不知道爲什麼，也沒有假裝過，但是在那毀滅性的召喚下我決定打電話給羅薩-卡瓦爾加斯，讓她幫我安排度過一個放蕩的夜晚，送上自己的生日大禮。在這之前我的身體已經皈依聖平，我把時間不間斷地用在重讀我的經典書籍上和花在我個人宗教音樂上，但是那天我的性慾是那麼強烈，就像是來自上帝的禮物一樣。打過那個電話之後，我不能繼續沉下心來繼續創作了。我就躺在那個早上射不到陽光的圖書館角上的吊牀中休息會，用來放鬆那被等待的焦慮壓迫了許久的背脊。

我是家裏的寵兒，但是我母親五十幾歲就死於癆病，我父親是一個形式主

義者，從不承認自己的錯誤，最後在上世紀千日戰爭（la guerra de los Mil Días）結束時簽訂內埃爾蘭迪亞條約（tratado de Neerlandia）的當天早上病逝在他那張牀上。和平改變了這個城市，這既不是可預見也不是人們所想的。自由成羣的女人在安查街（la calle Ancha）邊的老酒館裏喝得神志不清，而後人們又把這個地方稱爲卡梅永-阿維約（camellón Abello），現在則是卡隆步行街（el paseo Colón）。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都交口稱讚我所在的這座城市民風純樸，陽光純正。

（譯註：千日戰爭，1899～1902年,哥倫比亞保守黨與自由黨之間進行的歷時千餘天的內戰。 19世紀80年代中期，保守黨控制政權後，監禁和放逐自由黨領導人。1899年10月,R.U.烏里韋領導自由黨人發動起義。戰爭異常艱苦、激烈。1900年5月帕洛內格羅一戰，雙方傷亡達3～5萬人。此後，自由黨在農村開展游擊戰，戰爭陷入僵局。適逢疾病流行，雙方損失嚴重。保守黨無法以軍事手段平息起義，遂於1902年6月宣佈實行大赦和改革，承認自由黨在沿海和北部的勢力。11月，烏里韋等自由黨主要領導人宣佈投降，戰爭結束。此次戰爭是哥倫比亞獨立後損失最爲慘重的一次內戰,死亡近10萬人,國民經濟幾乎崩潰，國力受到嚴重削弱。次年巴拿馬從哥倫比亞分裂出去，成爲獨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