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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沒有人不曾品嚐過暫時或在一段時期內遭人討厭甚至排斥的滋味。也許那種感覺僅僅是無所謂，或淡淡的煩惱，但也有可能是受傷。我們當中有些人甚至可能真的品嚐過遭人痛恨的感覺—因爲某些我們無法控制和改變的事而遭人痛恨。出現這種事的時候，假使知道這種厭惡或痛恨是不公正的—知道自己並非罪有應得——應該就會得到些許安慰。而如果有來自家人和朋友的情感力量或者支持，那麼這種傷害可能會減弱乃至完全消失。我們把這視爲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壓力（無論是輕微的還是頗具殺傷性的）。
最初動筆寫《最藍的眼睛》時，我的興趣其實在別處。不在於對他人的輕蔑給予反擊，不在於以牙還牙的手段，而在於把排斥視爲理所應當和不言而喻的態度所導致的巨大悲劇和致命後果。我知道，有些嚴重自暴自棄的受害者最後會變得危險、暴力，會重蹈曾一次次侮辱他們的敵人之覆轍。另外一些則會拋棄自尊，融入一種能夠創造自己所缺乏的強勢人格的體制。然而，更多的人會跨越阻礙，繼續成長。但是，也有些人會就此在沉默和無名中湮滅，連表達或承認的聲音都不曾發出。他們無聲無息。可以說，在自我還沒有長出“雙腿”的時候， 孩子們的自尊心會迅速而輕易地消亡。當年輕具有的脆弱性與冷漠的父母、不負責任的成年人以及一個用自己的語言、法規和形象來強化絕望的社會聯繫在一起，那麼他們註定會走上通向毀滅的旅程。
因此，這部作品，我的第一本書，是想走進一個出於年齡、性別和種族原因，最不可能抵擋這種毀滅性力量的人的生活。敘述從一個悽慘的精神謀殺故事展開，主人公無法獨自承擔，因爲她的被動處境致使她的敘述缺失。於是我虛構了幾個熟悉，甚至同情她困境的朋友和同學，只不過這些人具有兩點優勢：父母的支持和自身的活躍性。然而這些還是無濟於事。她們沒能把自己的朋友從那個世界中拯救出來。她崩潰了。
這部小說源於我在童年時代與某位朋友的一次談話。那時我們剛上小學。她說她想擁有一雙藍色的眼睛。我環顧四周，在腦海中描畫她擁有藍眼睛的樣子，發現自己強烈地排斥想象中她一旦如願以償後的模樣。她言語中透出的惋惜似乎是爲了喚起某種同情，於是我裝作很同情，然而事實上，她提出的這種褻瀆自我的想法讓我極爲震驚，我對她感到“憤怒”。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認識了美麗、可愛、善良和醜陋，而儘管我以前必定經常使用“美麗”一詞，卻從未體驗過它帶來的震撼—衝擊力不下於它的事實是：我發現居然無人識得美麗，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擁有美麗的人。
彼時彼刻，我審視的肯定不限於容貌：還有午後大街上的寂靜、光線和懺悔的氛圍。無論如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麼叫美麗。我獨立地思考了這個問題。美不單單是眼中所見，它也可以是手中所爲。
《最藍的眼睛》是我想就這個問題說點什麼而作的努力，我想說說，爲什麼她不曾有，又或許永遠不會有，對自己已擁有的東西的感知；爲什麼她渴望自身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她的這個願望隱含着種族性自我厭惡的暗示。二十年後，我依然驚奇於人們是如何產生這種想法的。誰告訴過她？誰讓她感覺做個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要好？誰又曾注視過她，並且發現在美的天平上她顯得如此單薄，如此輕微？這部小說就是要逐漸移除這種譴責的目光。
六十年代，對種族美的重新聲明激起了這些思想，促使我思索這種聲明的必要性。爲什麼—儘管遭到他人謾罵—這樣的美不能在族羣中獲得認同？爲什麼它的存在需要更廣泛的公衆輿論來支持？這些問題複雜不到哪裏去。然而，一九六二年開始構思這個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開始寫作之時，對我而言，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像後來迅速變得顯而易見及如今已然是的這樣。對種族美的維護不是爲了回應在各類羣體中頗爲常見的對文化或種族缺點充滿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爲了防止那種由外部注視引發的永恆不變的自卑感發生有害的內化。因此，我開始關注妖魔化整個種族的怪誕現象是如何在社會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員—兒童及女性—中間紮下根來的：隨意的種族歧視甚至可能引發災難，而在使之戲劇化的嘗試中，我選擇了一種罕見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這一個案的極端性很大程度上源於一個傷殘並製造傷殘的家庭—不同於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於書中敘述者的家庭。但即便是個特例，我依然認爲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年輕女孩身上都有所體現。在探索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哪些侵犯可能真的會導致一個孩子崩潰的過程中，我安排了一系列有關排斥的情節，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異常的，有些甚至是惡毒的，但我儘量不讓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過程有共謀之嫌。這就是說，我不想讓那些糟踐佩科拉並對她的崩潰起推波助瀾作用的角色喪失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