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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千萬別聲張，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盞花沒有發芽。當時，我們以爲金盞花沒有發芽是因爲佩科拉懷了她父親的孩子。多幾分觀察少幾分感情用事，我們就會發現不僅我們的種子沒有發芽，別人家的種子同樣也沒有發芽。那年連湖邊那些花園裏的金盞花也沒有盛開。可是我們對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過關切，腦中盤旋的只有我們自己的魔法：假如我們在撒下花種後說上幾句好聽的話，種子就會發芽開花，一切都會沒事的。</i>
<i>很久以後，我和姐姐才承認我們的種子不會長出綠芽了。與這點認識相繼到來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責，只有這樣才能緩解我們的內疚。多年來我始終認爲姐姐的話是對的：是我的過錯，我把種子埋得太深。我們倆誰都沒有意識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貧瘠。我們把種子撒在自家的小塊黑土地裏，就像佩科拉的父親把他的種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裏。我們的天真、信念跟他的獸慾或稱絕望一樣，顆粒無收。事情已經很清楚了，所有那些希望、恐懼、情慾、愛和悲傷都沒有留存下來，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貧瘠的土地。喬利·布里德洛夫死了，我們的純真也死了。種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i>
<i>其實已經沒有更多可說的了—除了問個爲什麼。然而，這個爲什麼太難理清，只好暫且藉助敘述事情經過來擺脫困境了。</i>
希臘旅館的大堂裏，嬤嬤們走了過去，猶如內心的慾火般悄無聲息，那些喝醉了酒、眼睛仍然清醒的男人們在唱歌。我們隔壁的朋友，住在她父親咖啡店樓上的羅斯瑪麗·弗拉努奇，坐在那輛一九三九年產的別克牌小汽車裏喫着黃油麪包。她搖下車窗對我和姐姐弗裏達說我們不能上車。我們盯着她，對她的麪包垂涎不已，但更想戳破她眼睛裏的那股傲氣，打碎她蠕動嘴巴時流露出來的那種擁有財富的自豪感。等她從車裏出來，我們要把她打得屁滾尿流，在她那潔白的皮膚上留下道道紅印。她會放聲大哭，問我們會不會讓她脫掉褲子。我們會說不要。如果她脫了，我們還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無論她什麼時候這樣問，我們都知道她在向我們奉上某種珍貴的東西，而我們的驕傲會通過拒絕得以宣揚。
開學了，我和弗裏達拿到了新的棕色長筒襪和魚肝油。大人們談論着錫克煤炭公司，聲音中充滿了疲憊和不安。晚上，他們把我們帶到鐵路沿線，撿拾散落在地上的小煤塊，裝滿麻袋。然後，我們一邊往家走，一邊不停地回頭張望那些巨大的貨車，裏面的煤渣被倒進鋼鐵廠四周的深坑裏，紅通通的，冒着煙霧。即將熄滅的火焰射出一道暗橘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我和弗裏達故意在後面磨蹭，望着那團被黑暗包圍的絢麗色塊。當我們雙腳離開鐵道的石子路，踏進田野裏的枯草時，難免會感到一陣戰慄。
我們的房子又舊又冷，是綠色的。晚上只有一盞煤油燈給大屋照明，其他房間深陷在黑暗中，到處是蟑螂和老鼠。大人從不跟我們談話—只讓我們去做這做那。他們總是發號施令，卻從不加以解釋。如果我們摔跤跌倒了，他們就瞪眼看着我們；如果我們割破自己或者摔傷了，他們就說你們簡直瘋了。如果我們感冒了，他們就厭惡地搖頭擺腦，覺得我們太不懂事。他們會質問，如果你們都病了，我們能指望誰來幹活？我們無話可說。我們生病了，處方就是輕蔑的態度、散發着惡臭的黑藥水，以及讓我們腦袋發鈍的蓖麻籽油。
一天，出去撿完煤渣回來，我響亮地咳嗽了一聲，氣管裏塞滿了痰液，母親皺起了眉頭。“天哪，趕緊躺在那張牀上吧，我都不知道跟你說過多少次，要把頭包上。你簡直是鎮上最大的傻瓜。弗裏達呢？去找幾塊舊布來把那扇窗戶堵上。”
弗裏達重新堵上了窗戶。我拖着身子上了牀，心裏滿是內疚和自憐。我穿着內衣躺下，儘管黑色吊襪帶的金屬鉤硌得我雙腿生疼，可我還是不想把它們脫掉，不穿長筒襪躺着實在太冷了。過了很長時間，牀上挨着身子的那塊地方纔熱乎起來。一旦焐熱了那剪影般的一小片，我就不敢動了，因爲身子半英寸之外任何一個方向都是涼的。沒人跟我說話，也沒人問我感覺怎麼樣。大約一兩個小時後，母親進來了。她的手又大又糙，當她在我胸口上塗抹魏克斯藥膏時，我疼得渾身僵硬。她一次摳滿兩手指的藥膏，不斷按摩我的胸口，直到我奄奄一息才住手。正當我覺得快要尖叫出來時，她就用食指摳出一小塊藥膏塞進我嘴裏，讓我吞下去。她在我的脖子和胸口那兒捂上一塊暖烘烘的絨布毯子，又在我身上蓋了好幾層沉甸甸的被子，說要讓我發汗，而我真的出汗了—很快。
後來我吐了。母親說：“你幹嗎吐在牀單上啊？你就不知道把腦袋伸到牀沿外面嗎？瞧你乾的事。你以爲我無事可做，有的是工夫洗你吐的東西嗎？”
嘔吐物從枕頭緩緩地流到牀單上—灰綠色，還夾雜斑斑點點的橘黃色。這團東西像生雞蛋一樣流動着，頑固地黏成一團，拒絕破碎，難以清除。我納悶，這東西怎麼會既乾乾淨淨又髒兮兮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