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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那兒，舔着上嘴脣的雪花，除了握着刀子的左手，整個身體都在顫抖……”
作爲本書的開篇，這樣敘述不行，因爲這樣一來，後面都會變得機械而又落了俗套：接下來必然是“然後她……”。我當時想通過一種特別的透鏡，來再現美國黑人生活的一個片段——這能很好地反映出黑人音樂中的浪漫，自由，死亡，誘惑，憤怒等等元素，以及它的表現風格。
我曾看到一個漂亮姑娘躺在棺材裏的照片，讀到拍攝者關於她死去的前因後果的回憶。從那時起，我就已經確定了這部小說的時期、故事發生的地點和敘述的主線。在《哈萊姆死者之書》中，攝影師詹姆斯·範德齊向卡米爾·比洛普斯講述了那個姑娘的死：“我認爲她是在一次派對上，被她的情人用無聲手槍射殺的。在派對上，她說自己覺得不舒服，朋友們說：‘那你幹嗎不躺一會兒呢？’然後他們把她帶到屋裏，讓她躺下來。他們幫她脫掉衣裳，這纔看見裙子上的血跡。他們問她怎麼回事，她答道：‘我明天再告訴你們，哦，我明天再告訴你們。’她只是希望給情人一個逃跑的機會。爲了拍照，我把鮮花放在了她的胸前。”姑娘認爲情人復仇是合法的，但她甘冒生命危險來拖延時間的想法，實在太幼稚、太愚蠢、太沉溺於悽美愛情所要求的犧牲了。在我看來，這裏瀰漫着藍調音樂所散發出的芬芳，同時，也燃燒着爵士樂那不可遏制的激情——它因而成爲一顆生髮故事情節和線索的種子。
關於一個人在奴隸制度的威脅和感情扭曲之下，如何珍愛以及珍愛什麼，《寵兒》給出了許多思路。其中一個思路——愛是永恆的哀悼。這讓我考慮到另一個類似的思路：這種珍愛後來是如何在一種特定的自由中改變的。這種改變在音樂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我對爵士樂所預見和引導的現代性，以及它那不可理喻的樂觀，感到震驚。無論真實情況如何，無論個人命運和種族前景如何，這音樂堅持強調過去會來折磨我們，但不會將我們套牢。它要求一個未來——並且拒絕將過去看作“……別無選擇的舊唱片，只能在裂縫處不停地重複自己，而且根本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將唱針抬起”。
我花了三年時間，讓人物表逐漸成型——生於南方的一對老夫妻；一種城市特有的自由抓住了他們的心；從後重建時期南方的威脅轉到後“一戰”時期北方的希望，這種劇變帶來的感情失控。夫妻兩人被迫對一個將新的風險塞進他們生活的姑娘作出反應——這種風險與其說是身體上的，毋寧說更是心靈上的。爲了再現這個時期的原汁原味，我讀了一九二六年的每一期“黑人”報紙，那些文章、專欄，甚至是廣告。我讀了主日學校課程、畢業典禮日程，以及婦女俱樂部的會議備忘錄、詩刊、隨筆。我聽了帶刮擦聲的“黑人”唱片，標籤上標着正點、黑天鵝、象棋、薩伏伊、國王、孔雀。
而且我還有記憶。
一九二六年，我母親二十歲，我父親十九歲。五年後，我出生了。他們都是在小時候就離開南方的，滿腦袋都是混合着古怪的思鄉之情的鬼怪故事。他們放二十年代的唱片，唱二十年代的歌曲，讀二十年代的書報，穿二十年代的衣服，說二十年代的語言；還沒完沒了地就“黑人的地位”展開辯論。
我還記得打開廳裏的鐵皮箱子、彷彿打開了一個百寶箱的情形。箱子的鎖是扣住的，而不是用鑰匙鎖上的，那令我激動萬分；它的圓頭，那些圓柱體——所有部分都緊緊相扣，吻合、妥貼。箱蓋很重，但鉸鏈很細；這裏是偷偷摸摸地進入寶藏的捷徑，但我被告知：永遠不許靠近。我太小了，還沒上學，沒有姐姐在身邊，日子長得沒有盡頭。她有了每天都要赴的約會（上小學一年級），所以一本正經的，一副揚揚得意的樣子，而我則無所事事。我母親在後院。房子裏沒有別人，所以沒有人會知道這鎖有多麼好打開，箱蓋掀起的時候有多麼輕便。我相信寶藏就藏在那裏，它也確實沒令我失望——縐紗裙上面有一隻晚會手袋，很小，珠光寶氣的，邊上還綴着黑玉和玻璃串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