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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奧萊特從來沒見過那個姑娘，只見過她的相片，經過一番細心觀察，又給她胡亂編了一套性格；對她來說，對那姑娘的記憶是這屋子裏的一種病——比比皆是，可又難以捉摸。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維奧萊特隨意捶打，她要是憋不住了，一定要打的話，除了那個草包腦袋和一張黑白照片以外什麼也沒有。
對喬來說就不一樣了。三個月來那個姑娘一直是他夜裏必需的東西。他還有關於她的回憶；思念她成了他躺在維奧萊特旁邊入睡的唯一途徑。他對她的死非常在乎，傷心得要命，可他更在乎的是他的記憶可能再也想象不出那種親暱了。他知道記憶會漸漸褪色，因爲早在他猛追多卡絲的那天下午褪色就已經開始了。就在她說了她喜歡科尼島、出租舞會（rent party，爲籌措房租而舉行的舞會（參加舞會者須向舞會主人付少量的錢以供他繳房租）。），又說了一通“墨西哥（一家夜總會。）”以後；甚至在那些時候，他跟她那喫糖喫壞了的膚質、她那被枕頭弄得高高的野灌木叢似的頭髮、她那啃過的指甲、她那令人心碎的內八字腳站姿都難捨難分的時候；甚至在聽她說話、講可怕的事情的時候，他都能感覺到自己正在忘記她的音質，還有他們做愛時她眼皮的反應。
現在他躺在牀上，回憶着那個十月的午後與她初次相遇的每一個細節，從頭到尾，一遍又一遍。不光因爲那一時刻如此美妙，還因爲他想把她印在腦子裏，烙在那裏，永不磨滅。這樣，無論是她還是她那活生生的愛，都不會像從前發生在維奧萊特身上那樣褪色、結痂。因爲每當喬試圖回憶起他和維奧萊特年輕時的情形、結婚的情形、決定離開魏斯伯爾縣北上遷入大都會的情形，他的腦袋裏就一片空白。當然了，他能記起日期、事件、購買的東西、動作，甚至具體情景，可是想捕捉到當時的感覺卻很困難。
他爲那種喪失掙扎了好長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只好聽之任之了，就下了個結論，說是人上了歲數就會想不起對事情的感覺。就是說，你可能會說“我嚇得要死”，可你找不回那種恐懼感。你可以在腦子裏重演狂喜、謀殺、纏綿的情景，可那情景已經把什麼都漏幹了，只剩下加以表達的語言。他以爲這個結論已經顛撲不破，可他錯了。當他給希拉送去她訂的“克里奧佩特拉”牌化妝品時，那裏滿屋子都是嘻嘻哈哈的女人——而她就在那兒，站在門邊，爲他開門——就是在雜貨鋪裏引起他注意的那個姑娘、買糖果喫糟蹋自己皮膚的那個姑娘，深深打動了他，讓他的眼睛燃燒起來。然後，猛然間，她就站在了愛麗絲·曼弗雷德家的門口，腳尖內拐，頭上編着辮子，不苟言笑，但顯而易見對他很歡迎。顯而易見。否則他不至於有那麼厚的臉皮、那麼大的膽子，離開時在門口對着她嘀嘀咕咕。
他喜歡這種粗暴的攻勢，因爲他以前從沒用過，也沒有這個必要。他對着正在關上的門悄聲低語時，慾望隨之倏地浮出，他便開始梳理它。他先是把它裝進兜裏，歡喜地感覺着它的存在。然後他把它拆了封，沒事的時候就玩味一番。他並不渴望或是迷戀那個姑娘，不如說他想起了她，並且下了決心。就像他對自己的姓名、他和維奧萊特睡覺的那棵核桃樹下、一塊河邊的窪地，還有什麼時候遷往大都會下了決心一樣，他下決心對多卡絲採取行動了。至於他和維奧萊特的婚姻——他並沒有作選擇，實際上也樂得不用選擇；維奧萊特替他選擇了，幫他逃脫了縣裏所有的紅翼歌鶇以及那陪伴他們的熟透了的沉默。
他們是在弗吉尼亞的魏斯伯爾縣相遇的，在一棵核桃樹下。當時她像所有人一樣在田裏幹農活，收工之後留下來跟一戶人家住在一起，離開自己家二十英里遠。他們有共同的熟人；估計起碼還有一個共同的親戚。他們走到一起是因爲他們被分到了一起，他們能爲自己做主的只是晚上什麼時間在什麼地方會面。
一九○六年，維奧萊特和喬離開了泰勒爾，魏斯伯爾縣境內的一個火車站，登上了“南方天空”號的黑人車廂。火車抖動着接近了大都會周圍的水域，他們覺得火車就像他們一樣：終於抵達了目的地，心情很緊張，但是又被對岸的一切嚇了一跳。他們滿腔熱忱，還有一點害怕，在十四個小時搖籃般平平穩穩的旅途中竟然沒有打過一個盹。一節節車廂衝過一段隧道的時候猛然間黑了下來，他們以爲前面也許橫着一面牆壁，等着他們一頭撞上去，要麼就是一道懸空的峭壁。這麼一想，火車和他們一起顫抖起來，不過仍然繼續前進。前面當然是有地面的，顫抖就變成了他們腳底下的舞蹈。喬站起身，手指緊緊抓住頭頂的行李架。他覺得這樣一來他對這種舞蹈的感覺好了一些，就告訴維奧萊特也照做。
這一對年輕的鄉巴佬就這樣吊在那裏，一邊大笑一邊踢踏着軌道。乘務員正好路過，覺得好笑卻沒有笑，他沒有必要在這節坐滿黑人的車廂裏面露笑容。
“餐車供應早餐。餐車供應早餐。早安。餐車供應全套早餐。”他胳膊上搭着一條列車毯，在毯子下面提着一瓶一品脫的牛奶，他把它放到一個膝上睡着嬰兒的年輕女人手裏，“全套早餐。”
他一直沒有達到目的，這個乘務員。他想讓整個車廂的人都湧進餐車。現在，他們可以進去了，說進就進。現在，他們出了特拉華，離馬里蘭老遠老遠的，不會再有綠如毒藥的簾子把喫飯的黑人和其他用餐者隔開了。廚師們不再覺得有義務往簾子那一邊的盤子上額外地添些分量了：冰茶裏放上三片檸檬，把兩塊椰蓉蛋糕擺得好像一塊似的——是爲了剔掉簾子裏的那根刺；往盤子裏多放一點，會讓人覺得自在一點。現在，接近大都會的邊緣，綠色的簾子不見了；整列列車可以裝滿黑人，大家接受服務都要講個先來後到。只要他們肯來。只要他們肯把那些小盒子和籃子塞到座位底下，封上那些紙袋子，哪怕就一次，把那些夾鹹肉的小麪包放回到包袱裏，排成一隊走過前面的五節車廂到餐車裏去。那兒的桌布至少有他們在柏樹叢上晾的牀單那麼白；那兒的餐巾疊出硬挺挺的褶子，就像他們爲禮拜日晚餐熨好的一樣；那兒的肉湯就像他們自己調的一樣勻，小麪包也不比他們包在包袱裏預備夾鹹肉的那些遜色。這種情況偶爾發生。某個穿着漂亮鞋子的女人帶着兩個小姑娘，還有一個戴着錶鏈和翹沿禮帽的牧師模樣的男人會站起來，整理一下衣服，穿過一節節車廂向擺着沉重的銀質刀叉的雪白的餐桌走過去。一個黑人招待侍候着他們，不必在自己的尊嚴裏攙上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