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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拉不大看書。她不是描畫，就是用彩色鉛筆將一本本厚厚的旅遊書和歷史書上的黑白插圖塗上顏色。（“暴力小姐”放任她這樣做，因爲她猜想別人不會注意。）勞拉對於色彩的選擇古怪而又固執：她會將一棵樹塗上藍色或紅色，而將天空塗成粉紅色或綠色。如果她對某人的畫像不滿意，她就會把畫上人的臉塗上紫色或黑灰色，從而讓人無法辨認。
她喜歡照着一本有關埃及的書畫金字塔；她喜歡給埃及的偶像着色。另外，她還給長着帶翼的獅身鷹面或人面的亞述人雕像塗色。這是她從美國考古學家亨利·萊亞德爵士的書上看來的。萊亞德在尼尼微的廢墟中發現了這些雕像，然後用船運到英國；據說它們是《聖經·以西結書》中所描述的天使模樣。“暴力小姐”不認爲這些圖畫有多好——那些雕像看起來像異教徒，給人的感覺是殘忍而好殺戮——但是勞拉不予理會。面對批評，她只會在桌上伏得很低，不停地塗色，似乎她以此爲生一樣。
“坐直，親愛的，”“暴力小姐”會說，“把你的脊椎當成一棵樹，迎着太陽茁壯成長。”可是勞拉對這種想象毫無興趣。
“我不想做一棵樹。”她會這樣回答。
“做樹總比做駝背強，親愛的，”“暴力小姐”會嘆着氣說，“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姿勢，你就會變成駝背的。”
有許多時候，“暴力小姐”都會靠窗坐着，閱讀從圖書館借來的浪漫小說。她也喜歡翻閱阿黛麗婭祖母手工裝訂的皮面剪貼簿，裏邊貼着精美的凸飾請柬、報社印的菜單，而後是一些剪報：慈善茶會、帶幻燈片的說教性演講——有去過巴黎、希臘，甚至印度的大膽而又可親的旅行者、斯維登堡新教的信徒、費邊社社員、素食主義者、所有推行自我修養的人，偶爾也會有一些古怪的事情。比方說，一個去非洲，或撒哈拉大沙漠，或新幾內亞的傳教士描述當地人如何施展巫術，如何給他們的女人戴上精緻的木製面具，或者如何用紅漆和貝殼來裝飾他們祖先的顱骨。所有這些泛黃的紙片都是無情消失的那段奢侈、矯飾的歲月的見證。對於這些，“暴力小姐”卻研究得非常仔細，似乎要銘記在心，而且微笑着從往事中感受樂趣。
她有一小盒金屬箔剪成的星星，有金色的，也有銀色的；她會在我們做過的東西上貼一枚。有時候，她會帶我們到外面去摘野花。我們把摘下的花朵夾在兩張吸墨紙中間，上面再壓一本重重的書。我們漸漸喜歡她了。不過，她離開的時候我們還是沒有哭。她倒是哭了——她痛哭流涕的樣子很不雅；平時她舉手投足的樣子都是如此。
我十三歲了。我成長的方式不是我的錯，而父親卻似乎爲此感到惱火。他開始注意我的姿勢、談吐以及行爲舉止。我的衣着應該簡單樸素，平時要穿白襯衫和深色的百褶裙，去教堂要穿深色的絲絨連衫裙。那些衣服看上去像制服——像水手服，而事實卻不是。我的肩膀應該挺直，不能垂下。我躺着不可以叉開手腳，不可以嚼口香糖，也不可以坐立不安或喋喋不休。他要我達到的要求是根據軍隊的標準——整潔、服從、安靜，無明顯的女性特徵。性感這個詞雖然從未說過，卻是要消滅於萌芽狀態的。他讓我放任自流太久了，現在是收我的心的時候了。
勞拉雖然還未到適當年齡，但也開始受這方面的管制了。（什麼是適當年齡？現在我明白，那是青春期。可當時我只是覺得困惑。我犯了什麼罪？爲什麼對我要像對待奇怪的少年管教所裏的少年犯一樣？）
“你對孩子們太嚴厲了，”卡莉斯塔說，“她們畢竟不是男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