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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但是，我的朋友，人生的起起落落啊！一個俄軍上尉，然後，啪！革命一來，一切都沒了。1916年我在愛德華七世旅館呆了一週；1920年我在那努力找工作當更夫。我做過打更的、管酒窖的、刷地板的、洗盤子的、搬行李的，還看過廁所。我給過侍應小費，也被別人給過小費。”
“啊，但我知道如何像紳士一樣生活，我的朋友。我不是想自誇，不過有一天我在算這輩子有過多少個女人，結果發現有兩百多個。沒錯，至少兩百……啊，話說回來，堅持就是勝利。勇敢點！”等等，等等。
鮑里斯脾氣古怪，喜怒無常。他總希望回軍隊去，但他做侍應也有了前途。雖然他攢的錢從沒超過幾千法郎，他還是理所當然地覺得以後能自己開飯店發家致富。後來我發現，所有侍應說的想的都是這個，這樣他們作爲侍應才能心理平衡。鮑里斯總是興致勃勃地說起在酒店的生活：
“做侍應就是賭博，”他曾說，“你可能到死都窮得要命，或者一年就發了財。你沒有基本工資，靠的是小費，也就是賬單的百分之十，另外還有香檳酒公司按照瓶塞給的回扣。有時候小費多的很。比如馬克西姆餐廳的酒保，一天掙五百法郎。旺季還不止五百……我自己每天掙二百法郎。那是在比亞里茨的一間酒店，是旺季的時候。從經理到洗碗工，所有人每天干二十一個小時。二十一個小時幹活，兩個半小時睡覺，連着過了一個月。不過很值得，一天能掙二百法郎呢。”
“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交上好運。有一次我在皇家酒店，有個美國顧客在晚飯前叫我，點了二十四份白蘭地雞尾酒。我用一個托盤把酒全都端過去。‘現在，小夥子，’那個醉醺醺的顧客說，‘我喝十二杯，你喝十二杯，喝完你要是能走到門口，就能拿到一百法郎。’我走到了門口，他給了我一百法郎。整整六天，每個晚上他都這麼幹，十二杯白蘭地雞尾酒，然後就是一百法郎。幾個月之後我聽說他被美國政府引渡回去了，因爲私吞公款。你不覺得這些美國人還是挺好的嗎？”
我喜歡鮑里斯，我們在一起過得很開心，下棋、聊聊戰爭和酒店的事情。鮑里斯總是勸我去做侍應。“這種生活很適合你，”他說，“有工作的時候每天掙一百法郎，還有個漂亮的情人，多好。你說你要寫作，那都是胡扯。想靠寫東西掙錢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娶個出版商的女兒。但是如果你把那小鬍子剃掉，肯定能做個好侍應。你個子很高，還說英語——做侍應主要就靠這些。等我能彎彎這該死的腿，我的朋友。還有，如果你什麼時候失業了，就來找我。”
由於就要租不起房喫不起飯了，我想起了鮑里斯的話，決定馬上去找他。我並不指望能像他保證的那樣，輕輕鬆鬆當上侍應，但我當然知道怎麼洗盤子，毫無疑問他能在廚房裏給我找個活幹。他說夏天要找洗盤子的活，打個招呼就行。想到自己終究有個有點勢力的朋友可以求助，真是感到極大的安慰。
注 釋
[1]指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譯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