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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法郎。”我立刻說。
“天哪！”她驚歎道：“那真不錯。那些英國衣服肯定很貴！”
這個謊言省去了很多麻煩，而且奇怪的是，它後來成真了。過了幾天，我收到了之前爲報紙寫文章得到的兩百法郎稿費，雖然很心疼，但我還是把錢一分不差地交了房租。所以，儘管接下來的幾周我差點餓死，但至少還有容身之所。
現在必須得找活兒幹了，我想起一個朋友鮑里斯，他是個俄國侍應，有可能會幫我。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一家醫院的公共病房裏，他在治左腿的關節炎。他說如果我有麻煩隨時都可以去找他。
我得先介紹一下鮑里斯，因爲他是個怪人，而且我們交情很不錯。他大概三十五歲，是個高大威猛的男人，曾經很英俊，不過因爲臥病在牀而變得極胖。就像大多數俄國流亡者一樣，他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冒險經歷。他那在革命[1]中被殺的雙親曾經很有錢，戰時他在西伯利亞第二步槍團服役，據他說那是俄軍最好的團。戰後他先是在一家毛刷廠工作，然後在巴黎中央市場做搬運工，後來又成了洗碗工，最後才做了侍應。生病之前他在斯克萊伯酒店工作，每天能掙一百法郎小費。他的志向是做到侍應領班，攢夠五千法郎就去右岸開一家精品小餐廳。
鮑里斯總是說戰時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他酷愛戰爭和軍事，讀過無數戰略和戰爭史的書籍，可以跟你講所有拿破崙、庫圖佐夫[2]、克勞塞維茨[3]、毛奇[4]還有福煦[5]的理論。任何跟軍事有關的東西都能讓他高興。他最喜歡的咖啡館是蒙帕納斯的丁香園咖啡館，僅僅是因爲那兒外面有內伊元帥[6]的雕像。後來鮑里斯和我一起去商業街。如果我們坐地鐵去，鮑里斯總是在康布羅納站而不是商業街站下車，儘管商業街站更近一些；這與他對康布羅納將軍的喜愛有關，滑鐵盧戰役時敵人勸這位將軍投降，他只回答了一句“滾他媽的！”[7]
革命給鮑里斯留下的東西只有獎章和他們團的舊照片；他把其他所有東西都送進了當鋪，只留下這些。他幾乎每天都要把照片鋪在牀上，對其大談特談。
“看，我的朋友。你看我站在前排。多棒的壯小夥兒，是不是？不像那些法國小耗子。二十歲就做了上尉——不錯吧？沒錯，第二步槍團的上尉；我父親是個陸軍上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