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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東西結束了，獲得了某種形式，一個生命的階段載滿了記憶，悄然流逝。我應該走向另一個現實，走向‘小世界’，選擇角色，開始日常的絮叨，某種簡單而永恆的對話，我的個體生命與命運的對話；這個對話我只能在家鄉進行，用匈牙利語。我從蒙特勒寫了一封信，我決定回家。”1928年春天，馬洛伊回到了布達佩斯，但羅拉繼續留在巴黎，因爲她不相信馬洛伊心血來潮的決定：“我名下的公寓還在巴黎，羅拉還留在那裏，她不相信我的心血來潮。”
一方面，馬洛伊自己也心裏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後我必須要謹言慎行；必須學會另一種匈牙利語，一種在書裏面只選擇使用的生活語言，我必須重新學匈牙利語……在家鄉，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個全新的家鄉……我必須再次‘證實’自己是誰——我必須從頭開始，每天都得從頭開始……我在家鄉能夠做什麼呢？”另一方面，馬洛伊瞭解自己是“一名能從每天機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幾個小時滿足自己文學愛好的記者”，瞭解自己與生俱來的“匈牙利作家的命運”。他離開家鄉，是爲了找到自己；回到家鄉，則是爲了成爲自己。
這時的匈牙利，已經不是他離開時的那個祖國。1920年簽訂的《特里亞農條約》，使原來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喪失了72%的領土和64%的人口；考紹也被劃歸給捷克斯洛伐克。馬洛伊沒有回家鄉，而是留在了布達佩斯。這時的他，已經是著名的詩人、作家和記者了，他的文學素養、獨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躋身於精英階層，成爲社會影響力很大的《佩斯新聞報》的記者。
1928年，馬洛伊出版了長篇小說《寶貝，我的初戀》。1930年，隨着青春小說《反叛者》的問世，開啓了馬洛伊小說創作的黃金時代。《反叛者》的主人公們是一羣青春期少年，他們以烏托邦式的挑戰姿態向成年人世界宣佈：“我們不想與你們爲伍！”他們以純潔的理想，喊出了戰後一代年輕人對世界、對成年人社會的懷疑。這部小說於1930年被譯成法語，大作家紀德讀後，興奮地致信這位素不相識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義思想家加布裏埃爾·馬塞爾親自撰寫評論。這部小說與法國作家讓·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們》，成爲歐洲文壇的重要事件。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則根植於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講述了一個長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爲兩部的自傳體小說《一個市民的自白》，時間跨越世紀，空間縱橫歐陸。小說的第一部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長史，生動再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新興市民階層的生活全景畫卷。他用工筆的手法翔實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市民階層的生存環境、生活習慣、家族傳統、人際關係、審美趣味、道德準則、行爲規範和社會風俗，刻畫之詳之細，如同攝像機拍攝後的慢放鏡頭，精細到各個房間內每件傢俱的雕花和來歷、父母書櫃中藏書的作者和書名、妓院房間牆上貼的告示內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類人羣的時尚裝扮。書裏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上百個，從皇帝到女傭，從親友到鄰里，從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個人都擁有個性的面孔和命運的痕跡。從文學水準看，該書毫不遜色於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
在第二部中，馬洛伊回憶了並不久遠的流浪歲月。從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等西歐國家，寫到東歐的布達佩斯，不僅講述了個人的流浪、寫作和情感經歷，還勾勒出歐洲大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動盪、不安、複雜、激進的歲月影像，各地人文歷史宛然在目，無數歷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謂一部大時代的百科全書。更重要的是，《一個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記錄了一位東歐年輕知識分子的生理和心靈成長史，對內心世界的變化刻畫得毛舉縷析，委曲畢現，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態度的坦誠，都是自傳作品中少見的。如果讓我作比的話，我首先想到的是薩義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內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不過，也正是由於坦誠，馬洛伊於1936年官司惹身，他當年的一位神父教師以譭譽罪將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幾位親戚也對書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感到不滿，因此，馬洛伊被迫銷燬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筆可觀的賠款，並對該書進行了大幅度的刪減，主要刪掉了對天主教寄宿學校中男孩們曖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關於幾位親戚的家庭祕聞，減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從那之後的近八十年裏，讀者只能看到刪節後的《一個市民的自白》，我翻譯的這個版本也是1936年後的刪節本。
匈牙利終於出版了全本的《一個市民的自白》，遺憾的是，當時我的譯文已經交稿，只能寄希望於以後中文版再版時，我再花時間彌補這個小小的缺憾。對“馬洛伊迷”來說，還有一個好消息：作爲馬洛伊的遺稿在箱底壓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發現並編輯出版，這部書便是馬洛伊曾在日記中提到的《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至此，馬洛伊的這本自傳終於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後能以完整的面貌與讀者見面，我想中文版面世只是早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