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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28年回國，到1948年出國，馬洛伊小說的黃金時代持續了整整二十年。毫無疑問，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奮、最多產、最嚴肅，也最真誠的作家之一，在當時的匈牙利文壇，他的成就和聲譽無人比肩。
在馬洛伊的長篇小說中，1942年聖誕節問世的《燭燼》是語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動人、情感最深沉、風格最強烈的一部。兩位老友在離別多年後重逢，在昏暗、空寂的莊園客廳裏秉燭對坐，徹夜長談，追憶久遠的過去，一個成了審判者，另一個成了被審判者。年輕的時候，他倆曾是形影不離的金蘭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後來，其中一個人背叛了另一個，甚至有一刻動了殺機，結果導致一系列悲劇。馬洛伊講故事，但不僅講故事，還用莎士比亞式的語言懷念逝去的帝國時代，以及隨之逝去的貴族品德和君子情誼，他通過兩位老人的對話告訴讀者，悲劇的根源不是一時的軟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時人們傳統道德觀念的動搖。1998年，《燭燼》最先被譯爲意大利語，隨後英文版、德文版問世，之後迅速傳遍世界，臺灣地區也於2006年出版了從意大利語轉譯的繁體版，在華語讀者中影響甚廣。至今，《燭燼》是馬洛伊作品中翻譯語種最多、讀者最熟悉、市場最暢銷的一部小說，後來被多次改編成電影、話劇和廣播劇。不久前，書評家康慨先生告訴我，他正在讀我剛出爐的《燭燼》譯稿，激動得禁不住大聲朗讀，並摘出他最喜愛的關於音樂、友情、孤獨、衰老的段落髮給我，說書寫得好，也譯得好，我心裏不僅感到安慰，還感到一種“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湧流，我希望，它能通過我的翻譯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讓讀者們通過閱讀留下一些。
《真愛》是一部婚姻小說，通過兩段長長的自白，先出場的是妻子，隨後出場的是丈夫，從兩個截然不同的階層、視角、修養和感受講述了同一個失敗的婚姻。他們兩個都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判斷對方，都以自己的真實看待這段婚姻。按照馬洛伊的觀念，這個婚姻是註定失敗的，因爲與生俱來的修養差別和階層烙印。其實這個觀點，作者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過：“大多數的婚姻都不美滿。夫妻倆都不曾預想到，隨着時間的推移，有什麼會將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破壞他們共同生活的潛在敵人，並不是性生活的冷卻，而是再簡單不過的階層嫉恨。幾十年來，他們在無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爲其中一方的身份優越，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姿態優雅地攥刀執叉，或是腦袋裏有某種來自童年時代的矯情、錯亂的思維。當夫妻間的情感關係變得鬆懈之後，很快，階層爭鬥便開始在兩個人之間醞釀並爆發……”
《草葉集》是馬洛伊流傳最廣的散文集，談人生，談品德，談理想，談哲學，談情感，爲那些處於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拋棄的人指點迷津。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記裏寫了這樣一段感人的話：“我讀了《草葉集》，頻頻點頭，就像一位讀者對它表示肯定。這本書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我從這本書裏學到了許多。是的，是的，必須要活着，體驗，爲生命與死亡做準備。”
與馬洛伊同時代的大詩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 Attila）這樣評價他，稱他爲“匈牙利浪漫主義文學偉大一代的合法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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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義作家的生活並不總是浪漫的，更準確地說，浪漫主義作家通常會比常人更多一層憂患。在新一場戰爭臨近的陰霾下，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來越沉重。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主流文化的衝突和他桀驁不馴的個性，以及他犀利的語言和獨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亂世之中從不動搖意志，從不依附任何勢力，從不被任何思想衝昏頭腦，他與左翼的激進、暴力保持距離，他對右翼的危險時刻充滿警惕，因此使得當時各類右翼對他的厭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翼對他的記恨一樣深，無論哪派都視他爲“難斗的天敵”。
1934年10月12日，對馬洛伊來說是個悲傷的日子，他父親的去世對他打擊很大。雖然父親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養上給予他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中學畢業時，馬洛伊曾寫信向好友傾訴，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樣：“一個許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歡的人，一個從來不向外部世界妥協、永遠沒有家的人。也許在這個坍塌的家裏正是這個將我們維繫在一起：無家感。”父親的死，使馬洛伊陷入內心更深的孤獨，很少寫詩了的他，在悲痛中寫了一首《父親》。
1930年代初，德國納粹主義日益囂張，托馬斯·曼於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貝多芬廳發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詞》，直言不諱地稱納粹主義是“怪僻野蠻行徑的狂潮，低級的蠱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見的粗魯”，是“羣衆性痙攣，流氓叫囂，哈利路亞，德維斯僧侶式的反覆頌念單一口號，直到口邊帶沫”，爲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馬洛伊與托馬斯·曼的觀點一致，他也率先在匈牙利報紙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結果遭到本國的民粹主義者憎恨，視他爲激進的左派分子。1935年，他與動身流亡的托馬斯·曼在布達城堡會面，更堅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