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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固然有陷阱，不過我們細察性與愛間的關係，會發現似乎確有難以諧調的一面。從1906年普魯斯特提交雷納爾多·哈恩的劇本提綱裏抄上一段，正可充當最好的註腳。這段話如下：
一對你敬我愛的夫妻，丈夫對妻子情深意長，神聖、純潔（不消說，絕對地忠誠）。但這男子是個虐待狂，雖說鍾愛妻子，卻與妓女有染，他從對自己情感的褻瀆中找到了快感。到後來，這個總是在尋求刺激的虐待狂，落到對那些妓女大說侮辱太太的髒話的程度，還要她們說些骯髒之事加到太太身上，他自己也跟着說（五分鐘後他即對這套把戲感到厭惡）。他滿口污言穢語，太太走進房間他也沒聽見。她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暈倒在地。而後她決意離去。丈夫哀求，無效。妓女還想和他尋歡作樂，但此時他心痛欲裂，再不能從性虐待中尋得快感。他努力多次，最終也未能讓太太回心轉意，她甚至對他理也不理，那男子於是自殺身亡。
慘得很，巴黎沒一家劇院對這劇本感興趣。
——知音難尋
這是天才人物通常會遇到的問題。《在斯萬家那邊》寫畢後，普魯斯特寄了幾份給友人，這些人當中有不少甚至連郵包都懶得拆。
“親愛的路易，讀我的書了嗎？”普魯斯特回想起向公子哥兒路易·達爾布菲拉打探時的情形。
“讀你的書？你寫了一本書？”他那位朋友應以滿臉的詫異。
“當然，路易，我寄了一本給你的。”
“啊，我親愛的馬塞爾，你若送我一本，我一定會讀的。只是我不能肯定我收到過這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