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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當然不。他寫的是紅色恐怖。”我們好像在爭奪這悲劇的原型權。
爲了證明，她翻出德國的畫冊。
是的，“ 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畫像、胸章、臂章，歡樂幸福的人羣，無數的狂歡式的遊行;還有禁慾、瘋狂和物質匱乏――那是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日後看到納粹著名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發現與我們成長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識形態的對立，其表象系統相像到令人髮指。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長大成人，而她是在父親反覆的講述中銘記了那可怖的歲月。
她因此不同於視二戰爲不可逾越的歷史斷層的西方同代人。
對，在我們“爭奪”悲劇所有權時，她出示給我一隻密碼鎖，碼號是1984，她說這鎖從高中寄宿學校跟她到現在;她祈望每一次開鎖，便是一次對魔咒的解除。她同樣恐懼着歷史的輪迴。在20歲的年齡上，幾乎下淚――爲一個來自異文化的知交。1984年，她給我寫來短信：1984年到了，上帝保佑我們。――對宗教極端輕蔑的她，用了這樣的措詞。1985年元旦到來的時候，世界重要報刊的話題之一：我們安度了1984年，預言幸未成真。
我記住了那把鎖，它第一次使我嘗試走出自己的歷史和傷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權、暴力、體制與自由。一直熱衷於閱讀種種關於大革命與歷史浩劫的書籍;因無法逃離記憶中的夢魘，便嘗試去正視它。法國大革命，納粹，奧斯威辛，古拉格羣島，麥卡錫時代的美國，法國五月風暴。是的，《1984》不是一個關於中國的預言，也不只是一個關於紅色的寓言。
後來知道，蘇珊娜也錯了：她和我一樣過分沉湎於自己的歷史與自己國度中的創傷記憶。
如果說有某種引發奧威爾寫作《1984》的歷史動因，那麼它得自第三帝國，也得自三十年代蘇聯的“大清洗”：它是一個關於現代專制的天才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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