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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十二世紀前期到十三世紀後期，在南宋王朝先後與金、元對峙的形勢下，一種新的文學樣式，在金、元統治下的北方興起了，這就是人們把它與“唐詩”、“宋詞”並稱的“元曲”。傳統的觀念，“元曲”包括雜劇和散曲兩部分，但從我們今天看來，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文學體裁：雜劇是戲劇，而散曲則是詩歌的一體。不過兩者在形式上又有聯繫，雜劇主要部分的唱詞，和散曲一樣，都是合樂歌唱，要按照曲調來撰寫的。它們的關係，就象詩歌和詩劇那樣。因此，近人吳梅、任訥等就把那種只用於清唱的曲稱爲散曲（但實際上後來很多人也只是按譜填詞，把它變爲詩體的一種了），而把那種有科白、有故事情節的曲（雜劇）稱爲劇曲或戲曲，以顯示它們的區別。①
散曲的興起比雜劇來得早，它是我國詩歌不斷推陳出新的成果，也是國內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產物。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②這是文學演進的一個規律，配合音樂創作的歌詞尤其如此。因爲社會生活不斷發展，音樂和語言也跟着起了變化，詩歌只有跟上這種形勢，才能獲得新的生命。正是這一點，決定了人民羣衆往往是新詩體的創造者，因爲他們是社會生活中最活躍的因素，語言、音樂的新變總是由他們開闢先路的；從四言詩到騷賦，從古樂府到近體詩，又從詩發展到詞，都證明了這一點。
詞在初唐盛唐興起時，本來是形式較爲自由的長短句詩，它配合民間歌調和從邊疆民族傳來的樂曲，在民間廣泛流傳。中唐以後，文人漸多染指，並在藝術上逐漸加以完善，使它在宋代取得了與五七言詩抗衡的地位。到了南宋後期，由於王朝的萎靡不振，統治階級文人藉詞調來點綴他們醉生夢死的生活，使詞調的創作日趨綺麗典雅，而北方地區由於戰爭頻繁，****尖銳，從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傳來馬上彈奏的歌曲，和河北、遼東等地慷慨悲歌的曲調相結合，於是一種新的詩體——散曲，便逐漸在北方形成，先是和詞分道揚鑣，終於後來居上，代之而起。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從十世紀至十三世紀，在漢族的宋政權建立的同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也先後在北方建立政權。特別是金人的南侵和宋室的南渡，使中國以長淮爲界，分裂成爲南北兩部分。從一一二七年到一二七九年，我國北方地區先後落入女真貴族和蒙古貴族的統治下；後來更由蒙古貴族建立的元朝統一了全國。先後統治北方的這幾個少數民族，原來都居住在比較邊遠的草原、山區或森林裏。蒼茫遼闊的大地，寒冷乾燥的氣候，長期遊牧狩獵的生活，養成了他們慄悍粗獷的性格，給他們的音樂、詩歌帶來了“壯偉狠戾”③的格調。這些樂曲隨着勝利者的馬足傳入黃河流域之後，引起了人們的興趣，而原來的長短句詞調卻不能跟它配合，於是有的人就另創新詞，這就是明人王世貞所說的“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悽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④從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韻》等書記載的曲調來看，象［者刺古］、［阿納忽］、［唐古歹］等，顯然就是少數民族的樂曲。
由於漢族傳統文化中心的南移，以及大晟樂譜的失傳，已經進入了高堂華屋的宋詞，在北方減弱了它的勢力，於是原來在民間傳唱的“俗謠俚曲”便大量湧現，而爲文人的創作廚吸收。元人燕南芝庵在《唱論》裏說：“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元初以汴梁力南京，即今河南開封）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可見這些曲調傳唱地域之廣。散曲最初可能主要是在市民中間流傳的，所以也叫“街市小令”；不過從［採茶歌］、［山坡羊］、［豆葉黃］、［幹荷葉］等曲調看來，有些也是來自農村的。
當然，在這種新興的歌曲裏，也部分地吸收了宋詞的成就，不少曲調就是由詞調變來的，它們不但調名相同，句式也基本相同。不過詞由民間發展到文人手裏，從原來的單片小令增爲雙疊、三疊（個別還有四疊的），有時不免沉緩拖沓，令人厭膩，曲則保留了它們在民間傳唱時的單調形式罷了。
從語言發展的情況來看，唐宋以來，由於社會生活日趨複雜，新詞彙不斷出現，雙音詞和多音詞增加了，文學中產生了一種通俗化的傾向，象唐代的變文、俗賦，宋代的話本小說和說唱文學，就是明顯的跡象。宋詞既日益典雅化，它的格律已經對活的語言有所束縛，加上南北語音、聲調的差異，俗語方言的不同，北方需要產生一種新的詩體以適應這種變化的情況，也是勢所必然的。
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情況，是隨着華北、東北地區各民族在政治、軍事上的鬥爭和經濟、文化上的交流，一種新的漢語體系形成了。早在十世紀中葉，契丹族的遼國就在現在的北京地區建都。遼滅金興，金亡元起，北京在三個多世紀裏，成爲北**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地區流行的語言，隨着政治形勢的發展，逐漸與兩河、山東地區的語言相融合，形成新的語言體系，與沈約四聲、陸法言韻部相去漸遠，這就爲金元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