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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梅的確不在這兒住了,誰也說不準她到底是什麼時候離開的。我最後一次看見她,是在十一年前。當時,她在這兒開了一家小藥店,對街坊四鄰總是有求必應,不知不覺中,藥店變成了雜貨鋪。梅梅手腳勤快,持店有方,把小鋪子收拾得井井有條,貨色十分齊全。白天,她用多梅斯蒂克牌縫紉機(當時小鎮上一共有四臺)給人家做針線活,要不就站在櫃檯後面招呼顧客。她總是保持着印第安婦女那種特有的和藹可親的神情,又大方又含蓄,既顯得天真爛漫,又對外界有所防範。
自從梅梅離開我們家,我好長時間沒見到她。說實在的,誰也說不準她究竟是什麼時候來到大街拐角和大夫一起過日子的,爲什麼她會這麼賤,居然嫁給一個拒絕給她看病的男人。當時他們倆都住在爸爸家裏,一個相當於養女,另一個則是食客。聽繼母說,大夫爲人真不怎麼樣。梅梅鬧病那天,他一個勁兒地勸說爸爸,要他相信梅梅的病不要緊。其實呢,他根本沒去看梅梅,連他自己房間的門都沒出。不管怎麼說,即使梅梅的病只是頭疼腦熱,他也應該給她瞧瞧。不說別的,單憑他在我們家一住就是八年,我們從來沒有虧待過他,他也總該知恩圖報吧。
我不知道後來又出了什麼事。我只記得,一天清晨,梅梅不見了,大夫也不見了。繼母把大夫住的那間房子一鎖,此後絕口不再提起他了,直到十二年前給我縫嫁衣的時候,才又說起了他。
在梅梅離開我們家三四個禮拜後的一個禮拜天,她到教堂去望八點鐘的彌撒。她身穿簌簌作響的印花綢衣服,頭戴一頂滑稽可笑的帽子,帽頂插了一束紙花。以往在家裏的時候,我見她總是衣着樸素,經常光着腳。那個禮拜天,她一走進教堂,我還以爲來了另外一個梅梅呢。她在前排,挺直了腰板夾在太太小姐們當中,裝模作樣地望彌撒,腦袋上頂着一大堆七零八碎的東西,花裏胡哨的像是戲子的行頭。她跪在前排。就連她望彌撒的那股子虔誠勁兒,也令人感到陌生,畫十字的架勢也透着俗氣。知道她是我們家女傭的人,見她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地走進教堂,都十分驚詫。從沒有見過她的人也嚇了一跳。
我(那時候大概不到十三歲吧)問自己:梅梅怎麼會變成這副模樣,爲什麼她要離開我們家,又爲什麼這個禮拜天出現在教堂裏,打扮得與其說像貴婦,不如說像聖誕節時裝扮起來的聖像。她那套衣服足夠三位夫人在復活節穿起來望彌撒,剩下的玻璃珠和花帶子還夠另一位夫人打扮。彌撒一結束,男的女的都聚集在教堂門口等她出來。他們在門口站成兩排,臉衝着教堂的大門。現在想起來,他們默不作聲地守候在那裏,臉上掛着不冷不熱、不鹹不淡的神情,八成是暗地裏商量好了。梅梅走到門口,閉上了眼睛,緊接着又把眼睜開,順手打開那把五顏六色的小陽傘。梅梅穿着高跟鞋,在兩排善男信女中間橐橐地走着,活像一隻孔雀,樣子十分可笑。一個男人攔住她的去路,隨即,她被人羣圍起來了,只見她驚慌失措、狼狽不堪,強擠出個笑臉來。那副矯揉造作、假裏假氣的神態,跟她那身打扮倒是挺匹配的。在梅梅走出教堂,打開陽傘,朝前邁步的時候,爸爸正好站在我旁邊。他拖着我朝人們走過去。在人羣合攏時,爸爸已經走到了正要奪路而逃的梅梅身邊。他伸手拉住梅梅的胳臂,把她帶到廣場中央,對周圍的人根本不屑一顧。那時候,他顯得那麼傲慢,那麼目中無人,就和他平常違反衆意硬是要幹某些事時一樣。
過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梅梅不過是和大夫姘居。當時,小藥店已經開張,梅梅依然像華貴的夫人一樣去望彌撒,根本不管人們會怎麼說或怎麼想,似乎忘卻了第一個禮拜天發生的事。又過了兩個月,教堂裏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了。
我還記得大夫在我們家裏住的那陣子是什麼樣。他留着一撮小黑鬍子,朝上翹着,一看見女人,那雙狗眼裏就閃露出淫蕩、貪饞的目光。我從來不和他親近,大概是因爲我把他看成一頭奇怪的畜生。每天大夥兒喫完飯站起來以後,他還坐在桌子邊,大喫餵驢的青草。自從他拒絕救治傷員的那天夜裏起——再往前六年,他還拒絕過給梅梅看病,可是過了兩天,梅梅反而成了他的姘婦——直到三年前爸爸生了一場病,其間,他一次也沒從大街拐角的這棟房子裏走出來過。早在鎮上居民對大夫進行宣判以前,雜貨鋪就關門了。不過,我知道梅梅還住在這裏。鋪子歇業以後,她又住了幾個月甚至幾年。而她的失蹤要晚得多,至少人們知道她失蹤的消息要晚得多。貼在他家大門上的那張匿名帖就是這麼說的。據帖子上說,是大夫把梅梅殺害了,把她埋在了菜園子裏,怕的是鎮上人通過梅梅加害於他。不過,我在結婚之前見過梅梅。那是十一年前。有一天,我做完念珠祈禱回來,梅梅走出店門,髙興地帶點揶揄的口吻對我說:“恰薇拉[1]你都快結婚了,也不跟我打個招呼。”
“是啊,”我對他說,“應該就是這麼回事。”說着我拉直那根繩子,繩子的一頭還留着刀子拉的新碴兒。我把長工們往下解屍體時割斷的繩子又綰了個扣,把繩子一頭扔過房梁,掛在了樑上。真結實,能經得住好幾個像大夫那樣想上吊的人。鎮長用帽子不停地呼扇,屋裏悶熱,他又剛喝過酒,臉上紅撲撲的。他抬頭望着繩套,一邊估量着能有多結實,一邊說:“這麼根細繩根本掛不住他呀。”我說:“這是吊牀上的繩子,他在上面睡了好多年了。”他挪過一把椅子,把帽子交給我,試着把頭往繩套裏伸了伸,臉掙得通紅。然後,他站在椅子上,眼睛睨着懸在空中的繩子,對我說:“不可能。這繩套還夠不着我脖子哪,套不進去啊。”我明白了,他是成心胡攪蠻纏,設置障礙,阻撓給大夫舉辦葬禮。
我臉對臉地瞧着他,打量着他。我說:“您沒有注意到他至少比您高一頭嗎?”他扭過頭去瞧了瞧棺材,說道:“不管怎麼樣吧,說他是用這根繩子上吊的,我沒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