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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在教堂裏看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藥店和她談心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我們家那間關得嚴嚴實實的臨街小屋。十七歲的人了（當時我剛滿十七歲），這點事還是能夠注意到的。後來我才知道是繼母上的鎖，而且不許人碰房間裏的東西。裏面有大夫買吊牀以前睡過的牀鋪，還有裝藥品的小桌子。他沒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棟房子裏去，只把他在萬事亨通的那幾年積攢下來的錢拿走了（這筆錢估計少不了，他在我們家沒有什麼開銷，後來梅梅用這筆錢開了個藥鋪子。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種語言出版的舊報紙堆裏，還有臉盆和幾件沒用的衣服。這些東西似乎都沾上了繼母說的什麼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離開我們家三年以後。因爲我記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盤算着把馬丁安置在那間屋裏。結婚以後，我也打算住進去。總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繼母閒聊的時候，我甚至提出來，現在應該把鎖拿掉，解除那道不許進入這間溫暖和煦的屋子的毫無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給我縫製嫁衣之前，誰也沒有直接和我談過大夫的事，更沒有講過那間屋子的事。屋子似乎還是大夫的，是他身體的一個碎片，只要家裏還有人記得他，他和我們家就永遠是藕斷絲連。
本來一年前我就要結婚的。不知道是不是由於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環境的影響，當時我對周圍事物的印象很淡薄。給我準備婚事的那幾個月裏，我對許多事的確還是糊里糊塗的。我記得，在跟馬丁結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個模模糊糊、若有若無的影像。也許正是因爲這個，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間小屋裏，和我靠得近一些，這樣我才能感到他是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在夢幻中相識的未婚夫。可是，我沒有勇氣和繼母談這些想法。當然，最自然的莫過於直接對她說：“我要去把鎖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戶跟前，把牀抵着靠裏的牆。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門的過樑上插一枝蘆薈。”但是，我膽小，沒有決斷力，再說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樣一個飄飄忽忽的人。我只記得他是個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僅有的具體的東西大約就是那撇亮閃閃的小鬍子、略向左偏的腦袋和從不離身的四個紐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來到我們家，和我們一起過了一天。他先是在辦公室裏和爸爸談話，話題總不離一樁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祕生意。下午，我和馬丁陪繼母到樹林去散步。傍晚回來的時候，他走在我身邊，離我很近。在緋紅的晚霞中，我覺得他更是虛無縹渺、似有若無。我心裏明白，我永遠也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個具體的人，在他身上我永遠也不會找到某種堅實的東西。否則，一想起他我就會勇氣百倍、毫不躊躇地說：“我去給馬丁收拾一下那個房間。”
直到我們舉行婚禮的前一年，“我要和他結婚了”這個想法，對我來說還是難以置信的。我是在二月間爲帕洛蓋馬多的孩子守靈的時候認識他的。當時，我們幾個姑娘唱着歌，拍着巴掌，盡情地嬉戲，這是唯一允許我們享受的娛樂活動。馬孔多有一家電影院，一架公共唱機和其他娛樂場所。可是，爸爸和繼母都反對我這種歲數的姑娘到那裏去玩。他們說：“那是給‘枯枝敗葉’玩的地方。”
二月，中午天氣炎熱。繼母和我坐在走廊上，緝一件白衣服，爸爸在睡午覺。我們做着半截活兒，他拖着一雙木屐走過去，用臉盆倒涼水衝腦袋。晚上，氣候涼爽，天空邈遠，整個鎮上都能聽見爲孩子守靈的婦女們的歌聲。
我們給帕洛蓋馬多的孩子守靈的那天晚上，梅梅·奧羅斯科的聲音彷彿比哪一天都更悅耳。她身材瘦削、乾枯、僵硬，像把掃帚，可是她唱得比誰都好聽。歌聲剛一停頓，赫諾維娃·加西亞就說：“外面坐着一個外鄉人。”大概除了蕾梅黛絲[1]·奧羅斯科以外，大家都停止不唱了。赫諾維娃·加西亞又說：“想想看，他穿着一件外套，一整夜都在不停地說話，而其他人都一聲不吭，聽得津津有味。他穿了一件四個紐扣的外套，挽着褲腿，露出系鬆緊帶的襪子和帶眼兒的靴子。”梅梅·奧羅斯科還在唱。我們拍起巴掌，齊聲喊道：“咱們和他成親去吧。”
後來，我在家裏回想起這件事的時候，總覺得這不是真的。說話的人似乎是幾個虛幻的婦女，她們在一戶死了個虛幻的孩子的人家裏唱歌、拍巴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