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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大夫每天睡到七點。一到七點鐘，他就來到廚房，上身穿一件沒有領子的襯衣，釦子一直扣到脖頸，黑乎乎、皺巴巴的袖子捲到臂彎，沾滿油污的褲子高抵前胸，外面繫着腰帶，比實際的褲腰低一大截子。你會感覺他的褲子隨時要掉下去似的，因爲沒有一個結實的身體來支撐它。他倒是沒見瘦，但臉上看不到剛來那年的軍人的桀驁之氣了，現在的神情是失意、疲憊，不知道自己一分鐘以後會怎樣，也沒有心思盤算這些。七點鐘一過，他喝完咖啡，無精打采地跟大家應酬幾句，就回到房間裏去了。
他在我們家住了四年了。作爲醫生，他的認真勁兒在馬孔多算是出了名的，然而他性情粗魯、放蕩不羈，周圍的人都覺得他可畏而不可敬。
原來鎮上只有他這麼一個大夫。後來，香蕉公司來到馬孔多，並且開始鋪設鐵路。打那以後，小屋裏的椅子就顯得多餘了，因爲香蕉公司開辦了職工醫院，四年來找他瞧病的人都不來了。他眼瞅着“枯枝敗葉”踩出了新路，但是沒有吭氣。他依然敞開臨街的大門，成天坐在皮椅子上，眼瞅着人們熙來攘往，可就是沒有人登門求醫。於是，他上好門閂，買了張吊牀，往房間裏一躲，不再出來了。
那時候，梅梅每天早上給他端去香蕉和橘子。喫完，他把果皮往牆角一丟。禮拜六梅梅打掃臥室的時候，再把果皮收拾走。誰要是看見大夫的那副神情，一準會想：要是哪個禮拜六梅梅不來打掃，這間屋子變成了垃圾堆，對他來說也是無所謂的。
現在他什麼也不幹，幾小時幾小時地躺在吊牀上，晃來晃去。從半掩的門望進去，可以在昏暗的房間裏影影綽綽地看見他，乾巴巴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頭髮亂蓬蓬的，那雙冷酷無情的黃眼珠裏顯出一種病態，他分明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在生活中喫了敗仗。
他住在我們家的頭幾年裏，阿黛萊達表面上若無其事，或者說是無可奈何，或者說實際上是遷就我的意思，讓他留在這裏。後來，診所關門了，大夫只在喫飯的時候才走出自己的房間，坐在桌邊，總是那麼沉默寡言，悶悶不樂。這時候，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說：“養着這麼個人簡直是造孽，供養他就好比是供養魔鬼。”而我呢，總是袒護他。這是出於一種混雜着憐憫、敬佩和同情的心情（不管現在怎麼說，當時的心情裏確實含有不少同情的成分。我固執地說：“還是得養活他。他在世上無親無故，需要大家體諒他。”
過了不久，鐵路通車了，馬孔多變成了一個繁華的集鎮，來了不少陌生人，蓋了一家電影院和許多娛樂場所。那一陣子，人人都有活兒幹，唯獨他閒着沒事。他還是把自己幽閉在房間裏，躲着旁人，喫早飯的時候，踽踽獨行到飯廳，說起話來還是那麼坦然自若，甚至對小鎮的光輝前景也覺得蠻不錯的。一天早上，我頭一次聽他講了這樣一句話：“等咱們習慣了這些‘枯枝敗葉’，一切就會過去的。”
過了幾個月，人們時常看到他在黃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髮館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別人在理髮館門口聚成一堆兒一堆兒地聊閒天，旁邊撂着活動梳妝檯，或是高腳凳子，這些是理髮匠搬到大街上來，讓顧客享受享受傍晚的涼爽天氣的。
公司的醫生實際上已經剝奪了他的謀生手段，可他們還是不肯善罷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馬孔多已經沒有一個病人記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門了。這時候，香蕉公司的一位醫生向鎮長建議，要求全鎮的專業人士來一次登記註冊。禮拜一，在廣場四角貼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認爲與己無關。還是我找他談，告訴他最好去辦個手續。他平心靜氣、無動於衷地回答我說：“我不去，上校。這種事我再也不幹了。”我壓根兒不知道他有沒有合法的行醫執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測的那樣是個法國人，也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從來沒聽他提過一個字。過了幾個禮拜，鎮長和鎮長祕書來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證件，登記他的行醫執照。他索性連房門也不出。直到這一天——他在我們家住了五年，和我們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後——我才發現我們還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