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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派爾到大陸酒店的廣場之前，我早就看夠了美國記者同僚的那副模樣：高大，喧鬧，人到中年卻孩子氣十足，對法國人滿是挖苦和諷刺。其實，說到底，這場戰爭還是法國人在打。每隔一個週期，一場戰事順利結束後，傷亡者從戰場上挪走，記者們就會被邀請至河內，坐上四個小時的飛機，聆聽總司令的演講，在記者營裏暫住一晚，他們經常吹噓記者營裏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飛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機槍的射程），巡視一番剛打過仗的戰場，然後安全地、吵吵鬧鬧地回到西貢的大陸酒店，就像學校裏的一次郊遊。
派爾很安靜，看起來也很謙遜，那天有時我必須身體前傾，才能聽清他在說些什麼。他非常嚴肅。有幾次，美國記者在門廊上爭吵時，他露出一些厭煩的表情——大家都認爲門廊上更安全些，不會遭受到手榴彈的襲擊。但他沒有批評任何人。
“你讀過約克·哈丁的書嗎？”他問道。
“沒。沒有，我想我應該是沒讀過。他寫過什麼？”
他注視着街道那邊的奶品冷飲鋪，出神地說：“那間店就像一個碳酸冷飲櫃。”我猜想，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場景裏，他唯獨注意到這個，不知道他是害了多麼嚴重的思鄉病。但我自己剛來這裏的時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擺着“嬌蘭”香水的商店，然後想着畢竟歐洲到這裏不過是三十個小時的距離，並藉此來安慰自己嗎？他的目光極不情願地從奶品鋪子上面移開，然後說道：“約克寫過一本名爲《紅色中國的進步》。這本書非常深刻。”
“我沒讀過。你認識他嗎？”
他一本正經地點點頭，然後陷入沉默。沒多大一會兒，他又開口說話，並對之前他給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並不熟，”他說，“只是見過兩次而已。”我喜歡他的這種態度——認爲說自己認識——那人叫什麼來着？——約克·哈丁——未免有些吹噓的成分了。我後來才知道，他對他所謂的嚴肅作家有着巨大的尊重。他所謂的“嚴肅作家”，並不包括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除非他們也有當代主題的作品，即便那樣，他還是認爲閱讀直截了當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約克所寫的那些。
我說：“你知道，要是你在一個地方住久了，便不會再去閱讀關於它的文字。”
“當然，我一向喜歡聽聽那些在場的人是怎麼說的。”他謹慎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