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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爲我只會離開西貢一個星期,但事實上,將近三個星期後,我纔回來。首先,離開發豔這個地方,竟然比進入時還要困難。南定與河內之間的道路已被切斷,又不可能只爲一個記者安排一次航運,更何況這記者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在那裏。後來,等我到達河內時,記者們也都飛了過來,聽取最近這次勝利的簡報,而送他們回去的飛機也沒給我留位置。派爾在到達的那個早上便離開了發豔: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跟我談談關於鳳的事情,他沒有理由留在這裏了。五點半時,迫擊炮停止轟炸,他還在睡覺,我去餐廳裏喝了一杯咖啡,喫了幾塊餅乾,等我回來時,發現他已經走了。我以爲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從南定一路撐船划過來,那麼也就不必替他擔心那幾個狙擊手了;他對自己會給別人帶來的痛苦和危險完全沒有預想,而他對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與危險也是一樣毫無準備。有一次——但那是幾個月後的事情——我失控了,將他雙腳猛推進去,我的意思是將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還記得他是怎樣轉過身來,困惑地看着那隻弄髒的皮鞋,說道:“見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乾淨。”那時我就知道,他已經學會了約克·哈丁的那套措辭。不過就他的爲人而言,還是頗爲真誠的:這不過是巧合,一切犧牲均由他人付出代價,直到最後的那個晚上,他倒在通往達科的橋下。
我回到西貢之後,才知道派爾是怎樣離開的,當我下樓喝咖啡時,他說服了一個年輕的海軍軍官,將他帶上一艘登陸艇裏;登陸艇完成巡視工作之後,讓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運氣不錯,跟着沙眼治療團隊回到了河內,二十四小時後,那條道路便被正式切斷。當我抵達河內的時候,他已經去了南方,臨走之前,他在記者營的酒吧間侍者那裏給我留了一封信。
“親愛的托馬斯,”他寫道,“我沒辦法告訴你,那天晚上你是多麼出色。可以告訴你的是,當我走進那間屋子去找你時,我的心情非常緊張。(當他撐着船,長時間沿河航行的時候,心情又如何呢?)沒人能冷靜地處理這樣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袒露心聲之後,也不覺得像之前那樣慚愧了。(難道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嗎?我生氣地想着,但我知道他並不是故意這樣的。對他而言,他只要不覺得慚愧,那麼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會愉快,鳳會愉快,整個世界也會愉快一些,還包括那位經濟專員和美國公使。派爾不慚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臨了。)我在這裏等了你二十四個小時,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內趕回西貢來。而我真正的工作卻是在南方。我已經告訴沙眼治療團隊的成員了,讓他們去拜訪你——你會喜歡他們的。這些小夥子都很棒,他們在做的工作與成年人無異。我會趕在你之前回到西貢,不必擔心。我向你保證,在你回來之前,我不會去見鳳。在日後的任何方面,我都不想讓你感到不公平。你誠摯的,奧爾登。”
又是那種想當然的假設,認爲“日後”我會失去鳳。他是在美元匯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信嗎?過去我們也經常說起英鎊的價值。現在,我們要談一場美元的戀愛了嗎?一場美元的戀愛,當然包括結婚、生子和母親節,儘管後來可能也包括裏諾或者維爾京羣島[25]或者其他什麼他們現在去離婚的地方。一場美元的戀愛有着美好的願景,一顆清白的良心,那麼其他人就都見鬼去吧。但我的愛情沒有願景:未來擺在那裏。所有能做的,不過是讓未來不那麼難堪,當它來臨時,讓它溫和地幻滅,在這方面,鴉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從未預見到,我不得不告訴鳳的第一個幻滅的未來,竟然是派爾的死訊。
沒有什麼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參加了記者招待會。毫無疑問,格蘭傑也在那裏。一個年輕、英俊的法軍上校主持會場。他用法語發言,旁邊的初級軍官替他翻譯出來。法國記者們像足球隊員一樣坐成一排。我發現我很難集中精力聆聽上校的發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着鳳,以及那個揮之不去的念頭——如果派爾是對的,我真的失去了鳳:那我該何去何從?
翻譯說:“上校告訴大家,敵軍喫了一場大敗仗——損失了幾乎一個營的兵力。殘餘的部隊正乘着簡易木筏渡過紅河逃竄。我們的空軍一直在追擊他們。”上校用他的手撫過他那優雅的金髮,揮動着他的指示棒,在牆上的長地圖下來回踱步。一位美國記者問:“法軍的損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這句話的意義——記者招待會這種場合裏,經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但他停下來,舉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歡迎的教師那樣和藹地笑着,直到翻譯把這句話說完,他才作出模棱兩可的回應。
“上校說,我們損失並不嚴重。確切的數字現在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