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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回答往往會引發一系列的麻煩。你會認爲，或早或晚，上校會想出一套說辭來應對這些執拗的“學生”，否則“校長”便會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職工來維持秩序了。
“上校說的是真的？”格蘭傑說道，“他有時間去清點敵人的死亡人數，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頗具耐心地又編出一套迴避的說辭，他心裏很清楚，若是有人繼續追問的話，那麼這套說辭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國記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裏，神情憂鬱。如果美國記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麼，他們就會一把抓住，但他們不會主動引誘自己的同胞。
“上校說敵軍被我們趕跑了。在火線後方是可以清點死亡人數的，但目前戰鬥還在進行，你不能指望讓正在前進的法軍部隊統計具體的傷亡數字。”
“並不是我們指望，”格蘭傑說，“而是參謀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認真地告訴我們說，各排不會及時通過對講機報告傷亡情況，是嗎？”
上校開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氣了。我想，如果他一開始便攤牌，堅定地告訴我們，他知道傷亡人數但不想說，那麼情況或許會好一些。畢竟這是他們的戰爭，不是我們的。上帝沒有賦予我們必須瞭解到真實信息的權利。我們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議員們爭鬥，也不必在紅河與黑水河之間同胡志明的軍隊戰鬥。我們並沒有人爲此死亡。
上校忽然間脫口而出地說道，法軍的傷亡人數比例是一比三，說完便背過身去，怒氣衝衝地瞪着地圖。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戰士，他的同僚，是他在聖西爾軍校的同窗——跟格蘭傑預測的數字並不相符。格蘭傑說着：“現在咱們總算搞清楚大致情況了。”一面朝着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癡呆一般的勝利表情。那些法國記者低着頭，沮喪地記下這個數字。
“這個比例可要高於朝鮮戰場。”我假裝不瞭解地說道，不過我卻給了格蘭傑一條新的線索。
“問問上校，”他說，“法軍接下來準備怎麼辦？他說敵軍正渡過黑水河逃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