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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一個星期五的下午，西莉亞去爭取公民安全用藥協會的紐約總部，走訪莫德·斯塔弗利博士。
這次拜訪是西莉亞在一時衝動之下而決定的。反正她人在曼哈頓，離下一個會面還有兩小時。出於好奇，她決定順便去看一看這從未見過面的對手。她事先沒有去電話，知道如果去了電話，斯塔弗利幾乎肯定不會答應見她。這種被拒絕的滋味，製藥界裏已有人嘗過。
西莉亞還記得，位於華盛頓的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的主席洛恩·伊格爾頓前不久給她講過的事。伊格爾頓脾氣好，性情隨和，在協會中任職前是政府的一名律師。
他說：“身爲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主席，代表全國各大製藥公司，我很樂意和各種消費者組織保持聯繫。不錯，我們和那些組織是對立的，可有時他們的意見提得好，我們製藥業應該聽取。所以我才每年邀請律師拉爾夫·納德共進兩次午餐。不錯，拉爾夫和我沒多少共同的立場，不過我們還是交談，聽聽彼此的觀點，這是值得做的文明行爲。然而，我以同樣的理由邀請莫德·斯塔弗利共進午餐時——天哪！”
在西莉亞的要求下，這位協會負責人才講了下去。“噢，斯塔弗利博士通知我說她很忙，要把全部時間用來跟一個良心壞透、不講道德的行業——指我們這個行業——開戰，不想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一個無法交談的大企業的幫兇——指我——身上。而且，她說別說午餐了，哪怕是一塊用醫藥公司的骯髒錢買的巧克力，她喫了也會噎着。”伊格爾頓笑了。“因此，我們始終也沒見過面，我頗爲遺憾。”
西莉亞坐出租車來到靠近第七大道路口的第37街，車在一幢破舊的六層樓前停下，這時天正下着雨，陰冷陰冷的。樓房的底層是一家經營鉛管材料的商店，鋪面的櫥窗玻璃是破的，貼着膠布條；樓裏的過道堆得亂七八糟，牆上油漆脫落；然後那小小的電梯，像得了關節炎似的，一路哼哼唧唧地把她送到頂層的爭取公民安全用藥協會總部。
西莉亞一走出電梯，就見到一扇敞開着的門，裏邊小房間的舊鐵桌旁坐着個白頭髮的上了年紀的婦女。桌上放着字朝外的牌子，上寫，志願服務者：阿·託姆太太。這位婦女正在一臺約1950年出廠的恩德伍德牌打字機前打字。西莉亞進來時她抬頭望了一眼說：“我老是跟他們抗議，再不修好這破機器，我就不在這裏幹了。這大寫的I（我）根本打不出，你給人家寫信，沒有I怎麼行？”
西莉亞出主意說：“你不妨在碰到它的時候就用we（我們）來代替。”
阿·託姆太太反駁道：“那這封信怎麼辦？這是準備寄往愛達荷州（Idaho）的，難道我把它改名爲偉達荷州（Wedaho）？”
“我確實明白你的問題所在了，”西莉亞說，“我原以爲幫得上忙的。斯塔弗利博士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