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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毕司沃斯先生不认识的年轻记者拿着笔记本和铅笔走上前来，从拿着这东西的姿势上，毕司沃斯先生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个新手，就像他当初采访那个英国小说家并试图让他说一些关于西班牙港的耸人听闻的言论时一样没有经验。
他百感交集，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人群，坐进他那辆被太阳晒得像烤炉似的普莱菲特，朝他的管区开去。
“郁金香和水仙！”他咕哝着，想起奥华德写的关于园艺的信，一边开车行驶在丘吉尔-罗斯福高速公路上，经过沼泽地、摇摇欲坠的棚屋和稻田。
他回到西班牙港时刚过十点。房子里一片寂静，楼上黑着灯：奥华德已经睡觉了。但是楼下和帐篷里依然灯火通明。只有年幼的孩子们睡觉了；对所有的人来说——包括那些早晨来的准备在此过夜的客人——白天的兴奋依然没有过去。一些人在吃饭，另一些人在玩牌，许多人窃窃私语，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读报纸。阿南德、赛薇和米娜一看见毕司沃斯先生就朝他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奥华德在英国的历险：战争时的炮火纷飞，他指挥的营救工作，他的死里逃生；在紧要关头他被叫去给那些名人做的手术，因此得到的工作，还有议会中的席位，他所认识的杰出的人，以及他在公开辩论中击败了他们：罗素、裘德、拉达克里希南、拉斯基、梅农，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整个房子都被奥华德征服了，帐篷里到处都是人在重述他的故事。琴塔已经开始强烈地厌恶克里希南·梅农，因为奥华德相当不喜欢这个人。仅仅一个下午，整个家族对印度人的尊崇动摇了：奥华德讨厌所有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他们丢尽了特立尼达印度人的脸，他们傲慢、狡猾而淫荡；他们的英语发音十分古怪；他们愚笨而且反应慢，只是因为老师的慈悲才得到学位；他们在金钱上的信誉尤其恶劣；他们在英国和护士以及其他下等女人纠缠在一起，经常曝出丑闻；他们做的印度饭菜难以下咽（奥华德在英国吃的唯一一顿像样的印度饭是他自己做的），他们的印地语也很奇怪（奥华德不止一次发现他们犯语法错误），他们的宗教礼仪掺了杂质；他们一到英国就开始喝酒吃肉以此证明自己赶上潮流（一个婆罗门男孩居然请奥华德吃咖喱玉米牛肉作午餐）；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看不起从殖民地来的印度人。姐妹们都声称她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相信从印度来的印度人；她们谈论着她们认识的传教士、买办、医生和政客们的行为举止，她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印度文化的最后代表所肩负的责任，变得越发严肃庄重。
梵学家扎着腰布，穿着背心，戴着神圣的丝线、种姓标记和腕表，身下是打扫干净的平地上铺着的毯子。他正在阅读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份报纸。毕司沃斯先生看见帐篷里还有很多报纸，和梵学家看的是同一种。那是《苏联周报》。
已是下半夜了，毕司沃斯先生从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听腻了奥华德的轶事；当阿南德试图讲奥华德遇见莫洛托夫的故事，讲红军取得的胜利和苏联光辉战绩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应该上床睡觉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留下阿南德和赛薇在楼下享受着节日的气氛。他的脑子里嘤嘤回响着孩子们和姐妹们不停絮叨的那些响当当的名字。想想吧，那个见过这些大人物的人就和他睡在同一个屋檐下！那里，奥华德去过的地方，无疑就是真正的生活之地。
整整一周，房子都笼罩在节日气氛中。客人离开，新的客人来了。他们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制冰工、卖盐花生的小贩、邮递员、乞丐、清洁工、流浪儿——都叫到房子里免费吃饭。图尔斯太太提供吃食，大家共同做饭，就仿佛从前的日子一样，一切都随着奥华德的归来重现了。帐篷里悬挂在椰子树枝做成的拱门下的水果不见了，叶子开始变黄。但是奥华德仍然是众人崇拜的对象，和他说话仍然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他说过的每件事情都被众人传述。不论何时，不论对象是谁，一旦奥华德要讲一个新故事，人们立刻就围拢过来。一般是在晚上，人们汇聚在客厅里，而奥华德疲惫时，就聚在他的卧室里。毕司沃斯先生尽可能多地参与其中。图尔斯太太忘记了自己的病，急于照顾奥华德，在他说话时握着他的手或者抱着他的头。
他曾在一九四五年被劳工党力劝加入组织，被金斯利·马丁认为是劳工党胜利的关键人物之一。事实上，金斯利·马丁试图迫使他加入“新政治家和新国家”组织，但是他毫不在意地拒绝了金斯利。他还因为尖刻地批评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而受到保守党的强烈憎恨。尖刻是他喜欢的字眼，他批评得最尖刻的人是克里希南·梅农。他没有明说，但是他的谈话透露出他曾在一次公开聚会中受到梅农的无故侮辱。他曾经为莫里斯·多列士筹款募捐，在法国和他商讨党派策略。他熟稔地提及苏联将军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参加的战斗。他说那些俄罗斯人的名字的吐词方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些俄罗斯人的名字难听得要命。”一天晚上毕司沃斯先生斗胆说。
姐妹们看看毕司沃斯先生，又看看奥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