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师尊之影 (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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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和修车工人补好内胎，从那个沾满油渍的砖砌平台走下来。他们从一堆数目不多的轮胎中选出一枚磨损得不得不报废的轮胎。他们从这枚轮胎上割下两截，一截取自轮胎较薄的部分，另一截取自较厚的部分。他们把这两截都塞进破胎的裂缝。他们把补好的内胎——粉红色，放了气，软趴趴的——装好。然后，司机和修车工人敲敲打打，把整个东西组合起来，把轮胎打上气，在油污的地面上有模有样地弹了几次轮胎。最后，名叫布宾德的司机不但不懊恼，还一副乐得发生这场意外似的样子，他掉转车头朝昌迪加尔开去，一路上没有再停车。

路上有各式各样的车辆：大客车，货物堆得高高的卡车，挤了大约二十个人（我算过）的三轮小客车，骡车，拉着拖车的拖拉机，有些拖车上堆着一袋袋禾草或横放着原木，其宽度占去的路面比你从远处看所设想的大了许多。载重量似乎没有限制。金属反正是金属，他们认为不论往上面堆多少东西它都撑得住。许多自行车载了两三个人：骑车的一个，横梁上坐一个，车尾置物架上又侧坐一个。摩托车可以载一家五口：父亲坐在前座，一个孩子夹在他的两臂之间，另一个孩子坐在他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母亲侧坐在车尾置物架上，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

你在印度总是会有这种人挤人的感觉，总是觉得车辆和设施都被使用到了极限：火车和飞机的班次永远不够多，马路永远需要多加两个、三个或四个车道。超载的卡车常常像货运火车车厢那样一辆紧跟着一辆。有时候——这似乎要看司机、车夫的心情或一时之需而定——汽车和畜力车会逆向行驶。摩托车和汽车和卡车发出的喇叭声无一刻停息，但鲜少是为了发泄怒气，听起来倒像是婚礼中庆贺的喧闹声。

我在一九六二年首度造访昌迪加尔时，它还是个崭新的城市。建造这座城市是为了将它设为当时旁遮普的首府。一九六二年它是个空荡荡、仍然让人觉得做作的城市。城里倒是有不少旁遮普观光客，在勒·柯布西耶④为邦议会、高等法院、秘书处设计的那几栋钢筋水泥高楼里跑上跑下。现在，这城市已经盖满了房子。原旁遮普邦分裂成的两个邦都吵着要将它纳入管辖。

经历了二十七年旁遮普的烈日、季风雨以及喜马拉雅山脚的冬寒之后，勒·柯布西耶那几栋墙壁没有抹灰打底的钢筋水泥高楼如今已成一副脏兮兮、病恹恹的模样，看起来只是很简单又带着几分矫揉俗丽的结构体——自大狂妄的建筑：人被化减成相同的单元，只有建筑师有个体性，而他把自己的色彩观念透过一幅夸张的米罗式壁画强加在一栋建筑上，把自己的图像及一只巨手镶嵌在一大片水泥铺成的地面上，这样的地面在冬天和雨季都会让人受不了。印度又鼓励了另一个外人前来为他自己建造纪念物。

如今，杂草从水泥板块之间长了出来。武装警察在晚上看守着这些建筑，游客被驱离。昌迪加尔居民则遵循印度人较自然的做法，在下午到远离这些丑陋公共建筑的湖边去散步。这个城市被人吵着要纳入管辖，但它却没有中心，也没有心灵。

空气倒是干净。这时节温度还凉爽，到了晚上就觉得冷了。旅馆的花园里开满了花，修剪过的大草坪每天有人用大水管浇水，因此一片鲜绿。

古特吉·辛格曾经为了坚持锡克人的立场而向印度行政管理署——印度文职系统的最高部门——辞职，如今他以身为这样的锡克人而出了名。别人告诉我，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锡克人的疏离感。有几个早上，他把十六岁的女儿送到昌迪加尔的学校之后，就到旅馆来跟我谈话。那时有些事情我还不知道：他认识宾德兰瓦勒；一九八四年六月军队袭击金庙之后，他躲藏了四年；他被政府以叛乱罪起诉，严格讲仍然处在保释之中。

他四十一岁，身材修长，略高于六英尺，眼神沉着专注。他很注意衣着，穿浅色衣服。他的举止跟体型同样优雅——完全没有食量特别大的锡克人或旁遮普人那种模样。你很难想象，他出生于农家，成长于乡村，而且在他之前，他的家人连一点正式教育都没受过。

第一次到旅馆来时，他就想谈谈水的重要性。旁遮普邦的用水来自境内的河川，他们不愿跟别的邦分享水源。他说，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为了争水而死亡的人数已经多于在国土分裂动乱中死亡的人数。“水的问题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