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 (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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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收缩，西姆拉城幽然显现：坐落在一系列山脊上的城镇，迂回曲折、纵横交错的巷陌，宛如一座迷宫。在我想象中，城里鼎鼎有名的林荫步道又宽又直，但如今亲眼一瞧，却发现它只不过是一条狭窄弯曲的马路。每隔几码，路旁就竖立着一个告示牌，警告人们不得随地吐痰，但如同那位印度官员告诉我的，街上四处摆着槟榔摊，鲜血般的红渍渍的槟榔汁吐得满地都是。照相馆橱窗内，依旧展示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中的英国女人，身穿三十年代流行的服装。这些照片可不是古董。照相馆门庭若市，生意好极了。在印度，每一样东西都会被继承下来，没有一样东西会被抛弃，如此生生不息。今天，林荫步道已经变成“喜马偕尔邦”③政府的办公场所，门口挂着醒目的招牌。官员们乘四十年代末期的绿色雪佛兰轿车穿梭在狭窄的街巷，空气一下子变得凛冽起来。街上行人渐渐消失，市场渐渐沉寂。山脊上四处亮起电灯。在灯光闪烁的黑暗中，市中心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好一座充满童话风味的英国乡下城镇！瞧，城中那一栋栋以所谓“双重模仿”风格建造的房子：宏伟的教会大楼，向当地人宣示异国宗教的权威；门面寒酸简陋的店铺，却矗立着装饰华丽的山形墙——你几乎可以看到头戴睡帽、身穿睡衣的男子，手里拿着灯笼或蜡烛，从店堂中走出来，仿佛在向路过的人炫耀小店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温暖和舒适。这座城镇是神奇的创造品。它建立在幻想上，而支撑这个幻想的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由衷赞赏的自信心。但这并不是我期望的城镇。我感到有点失望。这种感觉，就像你在书上读到一处坐落在康布雷的房子，而今看到的却是一处坐落在伊里尔斯的房子的照片。创造这座城镇的眼光是正确的，但那是一种童稚的、创造神话的眼光和想象力。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和一个景点能够变成真正的真实，除非作家、画家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赋予它一种神话的特质。西姆拉永远都是吉卜林的城市：一个孩童对“老家”的憧憬和怀想。它是一个双重的童话国度。印度扭曲和扩大这个国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它扩大了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的城镇。这就是吉卜林捕捉到的现象，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品独具的风格精神。
那天夜里，西姆拉城下雪了——今年冬季的第一场瑞雪。隔天早晨，旅馆服务生以魔术师的口气向房客们宣布：“瞧！大雪降临了。”他拉开窗帘，让我瞧瞧窗外那一片白茫茫、岚雾缥缈的山谷。吃过早餐，我们发现岚雾消散了。滴滴答答，雪水不断从屋顶上流淌下来，成群乌鸦拍打着翅膀，聒噪不停，从一株松树飞扑到另一株松树。树枝上的积雪纷纷掉落下来。远处底下的山谷中，狗汪汪叫着，兴奋得如同狂欢似的。积雪宛如徽章一般，覆盖在“喜马偕尔邦”（好名字：雪乡）政府布告板上，乍看就像一幅圣诞节海报。城中林荫步道熙来攘往，挤满一早起来散步的假日游客。山中的积雪依旧很深。我们离开高高矗立在天上的西姆拉城，一路下山，积雪渐渐消融了，看起来就像一块块撒落在僵硬地面上的盐巴，转眼消失无踪。白茫茫的大雾笼罩着旁遮普平原。火车延误，飞机停飞。我们穿过重重大雾，驱车缓慢驶向德里。
若想了解我们在印度看到的十八世纪英国，我们就必须把它看成印度的一部分。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沃伦·黑斯廷斯④是英国人；把他当作印度人看待，倒还比较适合。英国的殖民统治经验，虽然跟印度息息相关，却也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一部分。
让我们看看《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这部小说中的两个人物：阿德拉和罗尼。昌德拉波城的操场上，太阳下山了。这一对情侣离开正在进行中的马球比赛，走到远处一个角落坐下来。今天早上他向她发脾气，现在他向她道歉。没等他把话说完，她就打断他的话，说：“小伙子，我看我们还是取消婚约吧。”此刻两人心情都很糟，但都设法克制，没讲气话。过了一会儿，阿德拉说：
“我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非常英国化（British），但我想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
“身为英国人（British），我们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
这段对白耐人寻味。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对情侣的对话，仍然觉得非常新鲜。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固然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故事发生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但福斯特（E.M.Forster）笔下的其他人物，也都会使用这个字眼，描述相同的感觉，传达相同的意念。对福斯特作品中的人物来说，他们的“英国性格”就像一种民族特征，向一切非我族类的事物提出挑战，同时也遭受挑战。那是一种公式化的理想，不需要加以阐释。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几乎可以用小写字母拼写成british。我们很难想象，另一位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这个字。在《傲慢与偏见》中，这个字曾经出现过一次。首度造访朗波恩庄园时，男主角之一的柯林斯谈到德·包尔小姐的美德：
可惜她身体欠佳，不能待在城里。正如有一天我对凯瑟琳夫人所说的，她不能前往伦敦，使得英国（British）宫廷丧失了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对简·奥斯汀和柯林斯来说，British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与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是两码事。
同样的一个字，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一百年的工业发展和帝国势力扩张，阻隔在两者之间。这个时期开始时，我们可以察觉到，当时，在各方面英国都面临急遽的转变：从驿马车转变到火车，从哈兹里特（Hazlitt）的散文转变到麦考利（Macaulay）的评论文章，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转变到他的另一部小说《我们的共同朋友》。画坛百花齐放：康斯特布尔（Constable）发现天空的灿烂色彩；布宁顿（Bonington）发现光影、沙滩和海洋多彩多姿的变化。他们作品中洋溢的青春和热情，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崭新的、自我发现的时期：狄更斯发现英国，伦敦发现“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连济慈和雪莱的诗作，也都展现出前所未见的新气象。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时期。可是，骤然间，英国步入了中年，英国人踌躇满志，沾沾自喜。自我发现的过程结束了，英国的国家神话建立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众所周知，我在此不想多说，只想指出一点：那个时候英国举国上下沉湎在自恋中。这是可以体谅的，但英国却因此丧失了一些珍贵的东西。英国人观看世界的清晰、敏锐的眼光，突然变得晦暗、迟钝。英国民族性确立了，此后它将成为英国人衡量、评估世界一切事物的准绳。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游记文学中，我们察觉到一个趋向：品质日渐低落——从达尔文（1832）、特罗洛普（Trollope，1859），到金斯利（Kingsley，1870）、弗鲁德（Froude，1887）。这群作家越来越不愿探索自己的心灵，他们只想报道他们的“英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