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 (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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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开始时，哈兹里特可以用轻蔑的口气，批判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以英国为背景写的作品，因为他觉得，自从《观察报》创刊以来，这个国家各方面都产生了急遽的变化，正朝未来迈进，而欧文却在作品中刻意描写罗杰·德·柯维里斯爵士和威尔·温伯士这类过时人物。哈兹里特拒斥神话的态度，就像今天有些英国人对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英国旅游广告感到不满一样。（一九六二年，《假期杂志》刊出这么一则广告：“遨游伦敦的美好途径。搭乘萨本纳航空公司飞抵曼彻斯特，下机后，驱车直出机场，经过一栋栋英国乡间茅舍，一路驰向伦敦，悠游自在，尽情享受美景无限的英国乡野风光。”）然而，神话很快就变成英国人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件东西，而在新的自恋中，阶级意识和种族意识都被凸显了。一八八○年代的木偶戏“潘趣”（Punch），让伦敦佬用萨姆·韦勒（Sam Weller）特有的、早已消失的口音讲英语，以娱大众，达到搞笑的效果。福斯特作品流露出的阶级意识，跟简·奥斯汀的截然不同。在奥斯汀的小说中，阶级意识是一种近乎根本的、原始的社会划分和区隔。在一个被阶级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譬如英国，刻板印象也许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帮助沟通。但是，如果过分重视和强调刻板印象，它就会局限英国人的心灵视野，扼杀他们的探究精神，甚至偶尔促使他们排拒真理。
过去一百年间，英国文学中出现的一些奇异的、令人费解的缺憾，追根究底，实在可以归因于这种依赖：太过重视和强调已经确立的、令人心安的事物。狄更斯之后，英国再也不曾出现一位文学巨人。当前的英国社会环境，不允许作家以狄更斯式的、与神话融为一体的辽阔视野和深邃眼光从事文学创作。直到令天，伦敦依旧是狄更斯的城市，他死后，再也没有作家好好瞧瞧这座城市了。描写伦敦城内个别地区（譬如切尔西、布鲁姆伯利和伯爵府车站）的小说所在不少，但对于这座现代的、机械化的城市以及它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和挫折，英国作家却视若无睹，鲜少着墨。而这正是美国文学中一再出现的主题。诚如小说家彼得·德弗里（Peter de Vries）指出的，这是城市居民的主题：这些没有根的人生于城市，死于城市，“宛如传说中的槲寄生，虚悬在两株橡树中间，一株是住宅，另一株是办公室”。这是一个重大文学主题，不应该只属于美国，但在举国上下沉迷于自恋中的英国，它却被简化成银行职员的形象：准时上下班，做事一板一眼，偶尔闹点小笑话。
这样的主题既然遭到漠视，我们就很难期望，这个时期的英国会出现几部伟大的小说，将国家意识或帝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翔实地记录下来。〔在这方面，我们实在不能指望历史学家发挥功能。比起小说家，他们更能接受社会的价值观。他们是为这些价值服务的。大英帝国的崛起，对十九世纪英国人的世界观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中（据说这是一部经典名著），史学家特里威廉（G.M.Trevelyan）只花了一页半的篇幅，探讨“海外影响”。他是以这样的口气谈到这个问题：“……邮政制度的建立，使得居住老家的双亲，能够与‘远赴殖民地’的儿子保持联系。儿子经常返乡省亲，口袋中总是装满钞票。他也带回了很多故事，讲述他在这些崭新的、人人平等的土地上的经历和见闻……”〕毛姆早期的一部小说《克拉多克太太》试图在比较小的格局内探讨这个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农夫，他费尽心机，利用高超的民族主义，打进他太太所属的上流社会。这个时期的其他英国小说，最多只触及这场大转变的某些阶段。若想一窥全貌，了解整个发展趋势，我们就必须涉猎许多小说家的作品。
《名利场》的主要人物奥斯本自诩为殷实的英国商人。他口中的“英国”，只是跟其他国家——譬如法国，作一个对比和区别，只不过是德昆西之流的英国作家所倡导的爱国主义。《名利场》作者萨克雷笔下的殷实英国商人，处心积虑地想把出身西印度群岛、拥有黑人血统的富家女斯沃茨小姐娶进家门，做他的儿媳妇。小说中的班布尔先生和斯奎尔斯先生是英国人，但那并不是他们个性中的最大特征。然而，二十年后，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却开始出现完全不同的人物！《我们的共同朋友》这部小说中的波斯纳普先生认识外国人，而他以身为英国人为荣。约翰·哈里法克斯只是一位绅士。小说家莱德·哈格德（Rider Haggeard）却把他的一部作品献给他的儿子，希望他成为一位英国人和一位绅士。基于同样的希望，汤姆·布朗被他父亲送到名校“拉格比”就读。到了《霍华德庄园》（Howards Erds）这部小说，我们发现，连伦纳德·巴斯特这种人也会说：“我是英国人。”他口中的“英国人”比德昆西口中的“英国人”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发展到这个阶段，“英国人”这个名词已经被赋予丰富而微妙的含义。
我们不能责怪小说家们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很自然，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小说中，作家关注的焦点，渐渐从人类的行为转移到这些行为的“英国性”——在这些作品中，“英国性”若不是受到赞许，就是遭到严密的检验和批判。这种转变，反映在狄更斯早期作品中的客栈和七十五年后福斯特描写的辛普森餐馆之间的差异上。在一九一○年出版的小说《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描写这家坐落在伦敦市斯特兰德街的餐馆：
她浏览这家餐馆，欣赏它那精心布置、反映我们国家光辉历史的陈设。虽然比不上吉卜林的作品那么老旧，那么充满古英国气息，但这家餐馆却能精心挑选它的摆设，唤起人们的记忆。她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它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亚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⑤颇为神似。四下响起零零碎碎的交谈声，听起来怪刺耳的。
“你来了！今天傍晚，我就会拍发一封电报到乌干达……”
福斯特的批判一针见血。他揭露了一个沉迷于工业和帝国势力中的民族的神话所蕴藏的矛盾。英国占据乌干达，跟汤姆·琼斯这号人物根本扯不上关系，就像你不能把吉卜林的短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小说家哈代的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处于权力巅峰的英国人，给人一种演戏的感觉：扮演英国人——某一个阶级的英国人。现实隐藏戏剧，戏剧隐藏现实。
这种特质，固然使英国人博得某些人的好感，但也招致另一些人的批评：英国人太虚伪。在这个时期，代表大英帝国的粉红色宛如疹子一般，在世界地图上迅速蔓延扩张，英国神话也随着演变，就像一个发展中的语言。元音长度改变了，新的成分加入了，而字典的编纂总是跟不上变化的速度。预估的、随时可以调整的神话（辛普森餐馆的亚当斯牧师、在乌干达或印度操劳的帝国建立者）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段差距。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很久，英国才出现一个沙文主义的军国主义时期——肇始于克里米亚战争，终结于英国在南非的挫败。直到大英帝国建立后，商人和行政人员作为帝国建立者的观念才产生，而我们的小说家吉卜林，却板起脸一本正经地号召全世界的统治者，参与这项伟大的建设。这是清教徒演的一出戏。在“老家”英国，它创造了伦敦市斯特兰德街的辛普森餐馆。在印度，它创造了西姆拉城——英国殖民政府的夏都。在《守护者》（The Guardians）一书中，菲立普·伍德拉夫（Philip Woodruff）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聚集在西姆拉城的官员们“纷纷表态，自己是一个纯正的英国人，假装对印度一无所知，刻意避免印度的用语和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