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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聽阿爾瓦羅·穆蒂斯談起他打算寫一本有關西蒙·玻利瓦爾最後一次沿馬格達萊納河旅行的書。他提前發表了那本書的一個片斷：《最後的面龐》，我讀後認爲故事相當成熟，文筆和格調十分完美，希望在短期內能看到全書。但是兩年後，我得到的印象是這個計劃已經擱置，不少作家即使對於自己非常喜愛的題材也常有撇在一邊的情況，那時我才斗膽請他允許由我來寫。那是守候了十年方始下手的獵獲。因此，我首先應該感謝的是他。
除了人物的光榮事蹟之外，我更感興趣的是馬格達萊納河，我自幼就熟悉那條河流。從我有幸出生的加勒比海岸，我一直航行到遙遠模糊的波哥大城，儘管從第一次開始波哥大就比任何別的城市更使我有異鄉人之感。我求學時期在河上來回經過十一次之多，乘坐的由密西西比河岸造船廠製造的汽船不由人不撫今追昔，任何作家都難以抗拒它那神話般的感召。
另一方面，我並不擔心歷史依據問題，因爲玻利瓦爾最後一次沿河旅行是他平生文獻記錄最少的時期。他一生書寫或口授的信件數目逾萬，但在那不幸的十四天中只寫了三四封，陪伴他的人誰都沒有留下書面回憶。可是從第一章開始，我就得偶爾查閱有關他生活方式的資料，一則材料引向另一則，以至第三、第四則材料，窮源溯流，方始罷休。在兩年漫長的時間中，我埋首卷帙浩繁的文獻，有些資料相互矛盾，不足爲憑。我翻遍了從丹尼爾·弗洛倫西奧·奧利裏的三十四捲回憶錄，到最意想不到的剪報等各種材料。我在歷史研究方面毫無經驗，也缺乏方法，這兩年日子不很輕鬆。
一個半世紀以來，在我之先已有些人涉獵了那些領域，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不可能寫成；敘述一位歷史名人的生平勢必要受到文獻的嚴格限制，我大膽使用文學手段在小說天地恣肆馳騁，也得到他們提供的方便。但是我特別要感謝的是一批新老朋友，他們對我提出的疑點不分大小都當作自己的問題，給予極大重視，大者如玻利瓦爾在他顯而易見的矛盾中的真實政治思想，小者如他鞋子的尺碼。當然，這張致謝的名單也許有不可饒恕的遺漏，如果得到寬容，我將無任感荷。
哥倫比亞歷史學家歐亨尼奧·古鐵雷斯·塞利接到我一份長達數頁的問題表之後，替我做了一套卡片檔案，非但提供了驚人的資料（其中有不少在十九世紀的哥倫比亞報刊上給搞混了），而且指點了調查和整理信息的津樑。此外，他同歷史學家法維奧·普約合作編寫的《玻利瓦爾逐日大事記》彷彿是一張航海圖，我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有了它便可以在人物所處的時代自由活動。法維奧·普約還從巴黎在電話裏念一些有關文件解除我的焦慮，或者通過電報或傳真拍發給我，彷彿那些材料是性命攸關的藥品。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教授、哥倫比亞歷史學家古斯塔沃·巴爾加斯同我保持電話聯繫，澄清我的大小疑問，尤其是與當時政治思想有關的問題。玻利維亞歷史學家比尼西奧·羅梅羅·馬丁內斯從加拉加斯爲我提供了一些有關玻利瓦爾彷彿難以置信的個人習慣的考證，特別是他的粗話，他的侍從人員的性格和歸宿，並且認真校對了文稿的歷史論據。他獨具慧眼地指出玻利瓦爾不可能像我所寫的那樣帶着孩子般的喜悅喫芒果，因爲芒果移植美洲是幾年之後的事。
巴拿馬駐哥倫比亞大使、後出任外交部長的豪爾赫·愛德華多·裏特爾幾次乘飛機趕來，專門替我送幾本世間很少流傳的藏書。波哥大的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夫里斯克塔在浩如煙海的有關玻利瓦爾的參考書目中不倦地爲我指點迷津。哥倫比亞前總統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在整整一年裏和我保持電話聯繫，澄清了我的一些疑點，並考證出玻利瓦爾背誦的一些詩句是厄瓜多爾詩人何塞·華金·奧爾梅多的作品。我同弗朗西斯科·皮維達爾曾在哈瓦那促膝長談，形成了我所要寫的這本書的一個清晰輪廓。樂於助人的哥倫比亞著名語言學家羅伯託·卡達維德（阿爾格斯）爲我調查了某些方言的含義和年代。古巴科學院地理學家格拉德斯通·奧利瓦和天文學家豪爾赫·佩雷斯·多瓦爾應我之請，列出了上一世紀前三十年盈月的日期表。
老友阿尼瓦爾·諾格拉·門多薩從哥倫比亞駐太子港使館給我寄來了私人文稿的副本，那是他正在撰寫的一部有關玻利瓦爾的專著的札記和草稿，他慷慨地允許我自由引用。此外，他在本書初稿中發現了五六處荒唐的破綻和時代錯誤，如果謬誤流傳，很可能使讀者對這部小說的嚴謹產生懷疑。
最後，安東尼奧·玻利瓦爾·戈亞內斯，本書主角的一個旁系親屬，也許是墨西哥最後一位傳統排字工人，和我一起校對原稿，仔細搜尋不合邏輯、重複、前後矛盾之處，校正錯字，推敲語言和書寫規則，先後校閱七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糾正了一個尚未出生就贏得戰役的軍人，一個同已故丈夫一起去歐洲的遺孀，以及玻利瓦爾同蘇克雷在波哥大共進的一次午餐，實際上他們當時一個在加拉加斯，另一個卻在基多。儘管如此，我覺得後兩處不改也無傷大雅，因爲諸如此類的蠢話或許能給這部拙劣的作品增添一點不自覺的、甚至是可取的幽默感。
加西亞·馬爾克斯 一九八九年一月，墨西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