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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喫早飯時，還有坐車去米蘭的一路上，他都在很動情地說着他生命裏最重要的一段時光——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從他的聲音裏聽出一種非常真切的憂傷，但當他提到現在的革命氣氛時，那種憂傷消失了，變得充滿熱情，我覺得這種熱情也是真誠的。這種激情，他說，正在席捲年輕人，還有老人。我一直在點頭，打動我的是他的勁頭，他想讓我覺得，在我面前，他過去的激情又回來了，我對他有些同情。後來，他提到了他的個人經歷，我很快推算了一下，眼前的這個男人是五十八歲。
到了米蘭，我讓他在距出版社沒幾步遠的地方把我放下車，我告別了這位陪同我的人。因爲前一天晚上沒有睡好，我有一點暈乎。在路上，我想盡量擺脫和塔蘭塔諾的身體接觸帶來的不適，但我還是有一種被玷污的感覺，類似於我們城區裏的那種污穢。在出版社裏，我受到了熱烈歡迎，不是幾個月前的客氣，而是一種愉快和得意的祝賀，好像在說：我們多明智啊，我們料到了你很棒。甚至是接線員也出來向我祝賀，她從電話間裏出來擁抱了我，她是唯一真正爲我感到高興的人。那個吹毛求疵的編輯，就是負責修訂我的書的人，也第一次請我喫飯。
當我們坐在一個距離出版社沒幾步遠、空蕩蕩的小餐廳裏，他就開始跟我說，我的文字裏有一種迷人的東西。在我們喫飯的間隙，他建議我不要躺在功勞簿上，我應該開始着手準備下一本小說。之後他又提醒我，那天三點我要去一趟米蘭國立大學，我在那兒有一個讀者見面會。這個見面會和馬麗婭羅莎沒什麼關係，這次出版社通過自己的途徑組織了一批學生。我問他我到了那裏之後該找誰。那個和我一起喫飯的權威編輯用自豪的語氣說：“我兒子會在學校門口等您。”
我從出版社拿了行李去賓館，在賓館沒待幾分鐘就去大學了。天氣酷熱難耐，到了大學，我看到到處貼滿了標語，還有很多紅旗，衆多參加鬥爭的人們，還有一些牌子，上面寫着他們的綱領，到處都是大聲說話、談笑和鳴笛的聲音，有一種令人焦慮不安的氣氛。我在那裏轉了一圈，想找到任何一個和我相關的東西。我記得，當時有一個黑頭髮的男生撞了我，他跑過來，匆匆忙忙地撞到了我，打了一個趔趄，等他回過神來，馬上就跑開了，就好像有人在追他一樣，但他身後沒有人。我記得，有一陣陣很清晰的喇叭聲，刺破了讓人窒息的空氣。我記得有一個金髮姑娘，身材很嬌小，她拉着一個很粗的鐵鏈子，聲音很響，她大聲對一個人喊“我來了！”，一邊催促着。我記得這些，是因爲我在等着有人認出我、走近我，我拿出了筆記本，擺出一副作家的樣子，把看到的情景都記了下來。但過了半個小時，還是沒有人來。這時候，我留心地看着那些貼在牆上的紙張和通告，想找到我的名字，或者那部小說的名字，但沒有找到。我開始變得有些焦躁，我放棄了詢問學生，我不好意思提到我的小說，因爲四處牆上都貼滿了標語，上面提到的問題要比我的小說重要。我發現自己懷着兩種全然不同的情感：我非常喜歡那些高調的男生女生，喜歡他們肆無忌憚的聲音和舉動；另一面則是我從小就有的對混亂的恐懼，當時在那個地方，我覺得混亂可能會席捲我，很快就會出現一個無法對抗的權威人物——校工、教授、校長或者警察，會當場把我揪住——我總是那麼聽話，結果受到了懲罰。
我不想把這當回事兒，在一羣比我小不了幾歲的學生面前講那老一套，這有什麼意義呢？我想回賓館，我要享受我作爲成功女作家的生活——旅行，經常在餐館裏喫飯，在賓館裏睡覺。但這時候，有五六個姑娘急急忙忙從我前面經過，她們都拎着包，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們向前走去，走進吵吵嚷嚷的人羣，走進號角聲裏。走着走着，我走到一間擠滿人的教室前面，正好在這時候，教室裏傳出了一陣憤怒的喊叫。那幾個姑娘進去了，我也跟着她們小心翼翼地進去了。
幾個派別在進行激烈的辯論，無論是擠在教室裏的人，還是聚集在講臺邊的幾撮人，他們都很激動。我站在門邊，隨時準備離開，其實我已經想離開了，因爲整個教室烏煙瘴氣、羣情激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