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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去找莉拉的那個夜晚開始，一直到我結婚那天——我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在佛羅倫薩結的婚，我們在威尼斯度了三天蜜月，我充滿熱情地開始了我的新婚生活——我一直盡我所能地幫助莉拉。實際上，剛開始我只是想照顧她，等她的感冒好了。那個階段，我要收拾佛羅倫薩的房子，還有書籍推廣的很多事情。電話不停地響起，我母親在嘟囔，她把電話號碼給了半個城區的人，但沒人找她，她說家裏裝了這個玩意，簡直是個累贅，幾乎所有電話都是找我的。我爲將來可能要寫的新小說做筆記，我還嘗試彌補我在文學和政治上的知識欠缺。但我朋友虛弱無助的狀況，讓我不得不放下手頭的事情，用越來越多的時間照顧她。我母親馬上就發現，我和莉拉的關係恢復了，她覺得這是一件丟人的事兒，她在一旁煽風點火，不僅僅罵我，也說莉拉的壞話。她依然覺得，她可以對我指手畫腳，告訴我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能做，她一瘸一拐地走在我的身後，批評我，有時候，我覺得她簡直要鑽到我的腦子裏來，就是爲了防止我自己做主。她刺激我說，你跟她還有什麼共同的地方，還有什麼話可以說？你想想你現在的身份，還有她現在的樣子，你寫了一本噁心的書還不夠嗎？你還要和那個婊子來往？但我一直裝聾賣啞，我幾乎每天都和莉拉見面。我看着她在房間裏睡着了，然後我出去，面對在廚房裏等了一夜的兩個男人，我努力幫助她重建自己的生活。
我對恩佐和帕斯卡萊說，莉拉病了，不能繼續在索卡沃的工廠工作，她已經辭職了。跟恩佐根本不需要浪費口舌，他很早就明白了，莉拉已經無法忍受繼續在工廠裏上班，因爲她的處境非常艱難，她的內心很崩潰。帕斯卡萊呢，在他開着車子回城區的路上——那時候很早，路上沒有什麼人——他忍不住說：“我們不要太誇張了。”他說，在工廠裏，莉拉的確是很辛苦，但世界上所有被剝削的人，都過着那種日子。他用他小時候就常用的一種語氣，和我談起了意大利南方的農民、北方的工人，拉丁美洲、巴西東北部、非洲、美國黑人、越南人民，還有美帝國主義。我很快就打斷了他，我說：“帕斯卡萊，如果莉娜再繼續這樣下去，她會死的。”但他還是沒停下來，他一直在反對我的觀點，這並不是因爲他不關心莉拉，而是因爲在索卡沃的工廠裏做鬥爭，對他來說非常重要。他覺得莉拉的身份非常重要，在他內心深處，他確信莉拉只是有些感冒，根本不需要小題大做，像我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會操心一場感冒發燒，而不會擔心一場工人運動失敗帶來的政治後果。這些話他並沒有明說，而是說得很含糊，是我自己說出來了，說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就是想告訴他，我知道他的意思。這讓他更加煩躁，他把我放到柵欄門那裏，對我說：“現在我要去上班了，萊農，我們以後再談談這件事情。”後來我一去聖約翰·特杜奇奧，就把恩佐叫到一邊，對他說：你如果爲了莉娜好，就讓帕斯卡萊離她遠一點，她再也不能聽到工廠的事情。
在那個階段，我在包裏總是放一本書，還有我的筆記本：我會在公共汽車上，或者莉拉平靜下來的時候讀書。有時候我發現，她瞪着眼睛盯着我看，也許她想知道我在看什麼書，但她從來連書名都不問。我試着給她念幾頁我正看的書——我記得，那是厄普頓客棧裏的場景——她閉上了眼睛，好像很厭煩。幾天之後，她的燒退了，但咳嗽一直沒有好，因此我讓她不要下牀。我負責收拾家裏，做飯，照顧詹納羅。也許因爲他已經是大孩子了，所以有些霸道，也有些調皮，我覺得他不像米爾科——尼諾的另一個孩子那樣，對我有吸引力。但有時候，他玩得很瘋，忽然就會很沮喪，躺在地板上昏睡過去，這讓我很心軟，讓我喜歡上他，他自己也感覺到了，就越來越纏着我，不讓我幹活或者讀書。
這時候，我想更進一步瞭解莉拉的處境。她有錢嗎？沒有，我借錢給她，她接受了，然後發了一千遍誓，說她一定會還給我的。布魯諾欠她多少錢工錢？兩個月工資。退職金呢？她不知道。恩佐在做什麼工作，他賺多少錢？不知道。蘇黎世的那個函授課程，能帶來多少具體的收益？也不知道。她一直在咳嗽，她胸口很疼，嗓子不暢通，心跳有時候會失控。我詳細記下了所有症狀，我想說服她去看醫生，接受比阿爾曼的聽診更仔細的檢查。她沒有答應，也沒有反對我。有一天晚上，恩佐還沒有回來，帕斯卡萊露臉了，他很客氣地說，委員會的成員，還有索卡沃工廠裏的幾個工人，想知道她怎麼樣了。我強調說，她的病還很嚴重，她需要休息。但他還是要求見莉拉，說是打個招呼。我讓他在廚房等着，我去跟莉拉說這件事情，我建議她不要和帕斯卡萊見面。她做了一個表情，意思是：你讓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她之前一直是一個不容置辯，說什麼就做什麼，而且會出爾反爾的人，現在她依賴着我，這讓我很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