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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終於感覺好一點兒了,已經有很長時間,我們沒法達到默契,只是這次,我們是靠電話線傳遞的默契,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見面了。她沒有看到我生完兩個孩子之後的樣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還跟以前一樣蒼白消瘦,或者體形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些年,我感覺自己是和一個腦子裏的影像說話,她的聲音不能完全代表這個影像。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忽然間,我覺得堂·阿奇勒的謀殺事件是一個精彩的故事,可以成爲我新小說的核心。掛上電話之後,我馬上就把我們交談的內容整理在一起。我重新構建了莉拉提醒我的那些事兒,把過去和現在混合起來,從可憐的達里奧的被殺,到那個放高利貸的人的慘死,一直到曼努埃拉·索拉拉。我難以入睡,反覆捉摸她說的那些事兒。我越來越清楚地覺得,我可以通過這些材料,講述一個故事。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我一直在反思佛羅倫薩和那不勒斯,把現在動盪的局面和遙遠的聲音混合在一起。我想到我現在富裕舒適的生活,還有我之前爲了擺脫我的出身所做的努力,對於失去眼前的一切的擔憂,還有倒退回去的渴望,這些情感都混雜在一起。我翻來覆去想了很久,我越來越確信,我可以把這些事寫成一本書。我非常費力地思考,同時勾起了很多痛苦的回憶,我在本上寫滿了筆記,構建了一個暴力的情節,把近二十年裏的事都聯繫起來。莉拉有時候會打電話給我,她問我:
“你怎麼很長時間沒打電話啊,你病了嗎?”
“我很好,我在寫東西。”
“你寫東西時,我就不存在了?”
“你存在啊,但會讓我分心。”
“假如我病了,假如我需要你呢?”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假如我不打電話給你,你就一心想着你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