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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會遲早馴服地染上黃金時代的印記——
幹嗎不呢？我既無希望，也無信賴。
這使我的心像一塊磨石，我的臉像一塊燧石，
欺人受欺後死去： 誰知道呢？我們只是塵埃。
——丁尼生《莫德》，1855
查爾斯終於步出弗里曼家族在倫敦的豪宅，從門口寬闊的臺階上走下來。時值黃昏，煤氣燈已點亮，天氣清爽宜人。淡淡的薄霧，街道對面的公園裏春天的草木蔥翠，散發出來的芳香與古老而熟悉的煤煙混雜在一起。查爾斯吸入既刺激又芳香的倫敦空氣，決定步行。他把僱來供他使用的馬車打發掉了。
他沒有很明確的目的地走着，總的方向是走向聖詹姆士宮他所參加的那個俱樂部。起初他順着海德公園的欄杆走，這些厚重結實的欄杆僅僅在這一天的三個星期之後便被一羣暴徒推倒了（剛纔與他談話的弗里曼先生看得驚恐萬狀），這一事件促使議會通過了選舉法修正法案。隨後他轉彎進入公園路，那裏交通擁擠不堪，令人不舒服。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交通堵塞狀況和現在一樣嚴重，噪音比現在還大得多，因爲每一隻馬車輪子都有一個鐵箍，從花崗石石板路面上碾過，那刺耳的聲音着實叫人難受。他憑自己的想象抄了一條捷徑，結果闖到了梅費爾①的中心。霧色漸濃，雖不致讓一切景物模糊不清，但足以讓他在路上見到的景物都略帶夢幻色彩。他彷彿成了一個外星來客，一個除了淺顯的解釋以外什麼都不明白的“老實人②”，一個突然被剝奪了鑑別諷刺意味的能力的人。
在他的心靈中失去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方面，無異於全身一絲不掛，這可能是對查爾斯當時的感覺的最好描寫。此時他真的不明白，到底是什麼力量驅使他去見歐內斯蒂娜的父親，這件事本來是可以通過書信解決的。如果他的小心謹慎現在看來是荒唐的，那麼關於貧困問題、調整個人收入問題的談論也是荒誕不經的。在那個時代，尤其是在這樣一個霧氣逼人的夜晚，生活稍寬裕的人出門都坐馬車，凡步行者必是窮人。查爾斯在路上遇到的幾乎全是卑微之輩： 梅費爾大戶人家的侍從、小職員、店員、乞丐、掃馬路的（幹這一行的人數頗衆，因爲當時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馬匹）、沿街叫賣的小販、街頭頑童和一兩個妓女。他知道，這些人一年只要有一百鎊收入，就算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他的收入相當於這一數目的二十五倍，剛纔還被人家視爲僅夠勉強度日而受到憐憫。
查爾斯並不是早期的社會主義者。他不因自己的經濟地位優越而感到在道義上犯了滔天大罪，因爲他覺得自己在其他方面遠不能說是優越的。在他身邊到處都可以找到證據。總的說來，過往的行人並不因爲自己命運不佳而顯出不快樂，唯有乞丐是例外，他們必須裝出可憐相纔能有所收穫。而他是真的不快樂，與大家格格不入，鬱鬱寡歡。他覺得，等級制度要求紳士必須在自己周圍構築起大型防禦設施，這就像許多古蜥蜴物種身上的大鱗片一樣，最終導致了它們的滅絕。當他想到這一業已被取代的怪物的形象的時候，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腳步。他來到一小排商店前面，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羣好像顯微鏡下的阿米巴變形蟲，他們較有朝氣，具有較強的生存能力。他停住了腳步，站在那裏就像一塊活化石。
有兩個人競相演奏手搖風琴，還有一個彈班卓琴的在跟他們比賽。有賣土豆泥的，有賣豬蹄的（一便士一隻，再便宜不過），有賣熱炒栗子的。一位老婦在叫賣耐風火柴，另一位老婦提着一籃水仙花沿街兜售。還有船工、水龍頭管理員、帽子反着戴的垃圾工、戴方形筒帽的各種手藝人。許多衣衫襤褸的孩子坐在門階上，坐在路緣上，靠在拴馬車的柱子上，像一羣小兀鷲。有一個用跑步取暖的小孩——他和其他孩子一樣，也是光腳——突然停住，吹口哨向一個孩子王尖聲報警，孩子王揮舞着一束五花十色的印花布，朝着查爾斯跑過來，查爾斯當時正站在這一熱鬧的人生舞臺一旁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