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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叔外公就说他是个种姓压迫者。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是他们自己的种姓战争的一部分，他们自身革命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想得更远。没有人觉得应该多了解圣雄一些。”
威利说：“如果他没去南非，如果他没有投入另一种生活，他会一事无成吗？他会沿着他原来的轨道生活下去吗？”
“完全有可能。但是，你再读读相关的章节。你会发现一切都清清楚楚，而你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南非令他震惊。你能感觉到他的羞耻和困惑。他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夜行火车上那桩可怕的变故，然后是那个头破血流的泰米尔学徒工找他帮忙寻求公正。”
萨洛姬妮说：“被雇他的种植园主打成那样。迁来的英帝国农奴，没有一丁点儿权利。你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在柏林卖玫瑰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后代。一百年来他们满世界漂泊。现在可以为自己打一仗了。这应该会让你感觉好些。我们无法体会甘地的心境。面对最漫不经心的残忍暴行，却无力阻止。我们中大多数人会逃走，会藏起来。大多数印度人就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但是，甘地没有，他凭着神圣无瑕的心灵，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正是行动的需要，促使他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我能做些什么呢？’这就是最终的结果。印度独立前夕，在孟加拉发生了很严重的社会暴乱。他赶到那里。有人把碎瓶子、碎玻璃撒在体弱年迈、致力于和平的圣雄要经过的路上。此时他已陷入自己的宗教探索中，但仍保有足够的清醒，那些日子人们常常听见他自言自语：‘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能做些什么呢？’
“他并非总是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忘记这些很容易。他也并非总是那个半裸着身体的圣雄。他在南非开始的那种半宗教的方式——公社、劳工思想、所有那些混合了托尔斯泰和罗斯金的思想——在那种形势下毫无作用。他在自传中对于南非那二十年的叙述生动而丰富，写了许多他当时做过的事情。你可能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会改变南非的大事，可实际上他所描写的许多斗争都是他内心的，或者是宗教的，而且如果退后点儿看，你会发现圣雄在南非的生活完完全全失败了。最后放弃一切返回印度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六岁了。比你现在大五岁，威利。二十年的努力没有留下任何可夸耀的东西。回到印度，他从头做起。从那时候起，他不得不一再思考，作为一个生人，他应该如何融入当地环境，而当地那时已经有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领袖人物。也许在今天看来，许多事情已经悄然发生，作为圣雄，他在一九一五年所做的无非是让自己被送上顶峰。事实并非如此。是他推动事情发生。是他掀起了波澜。他是思想与直觉的结合体。首先应该是思想。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
威利一言不发。
她已将他的思绪带到远方。她迫使他每天都要操练自己的头脑，回想这个世界上他曾目睹或知晓的那些更令人绝望的地方。这已然成了他每天清晨的一个习惯。而如今，在这种清晨冥想之余，他发现自己开始反思以前在印度和伦敦的生活，反思在非洲度过的岁月和自己的婚姻，以全新的态度接受那一切，不再逃避，那些难以言说的往事所唤起的悲怆与伤感全然淹没在一种崭新的崇高理想之中。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发自内心的自豪。可以这么说，他在街上散步时，感觉到自己占据了一方空间。他很好奇，对于其他人来说，对于他在伦敦和非洲遇到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不是自然而然一直就有。渐渐地，他感到，伴随这种自豪而生的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愉悦，意识到自己能够否定所见的一切的愉悦，这就像一份额外的奖赏。萨洛姬妮曾经对他说，他见到的那些人仅仅为享乐而活。他们吃吃喝喝，看看电视，数数钞票，他们被简化到了可怕的地步。他发现这种简化很不自然；同时，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又开始活动了，这令他兴奋。他感到自己被上述所有情绪所围绕。
五个月前的那个冬天，美丽清新，令人吃惊。作为非洲来的难民，他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去处，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友善，让人感到惬意。房子没有变，人也没有变——他只能说，他已经能够认出那些心力交瘁、步履沉重、生活窘迫的中年妇女，她们都是跨过两条边境线从东柏林来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日子，那是他自己的美好回忆。他不否认。那使他明白自己已经走了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