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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会感到吃惊。但这是真的。甘地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去英国学习法律。他在伦敦就像个梦游的人。他没办法理解那个伟大的城市。他对眼前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他不知道那些建筑和博物馆，不知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隐居在那座城市里的伟大作家和政治家。我看他也没有去看过戏。他能想到的就是他的法律课业、素食和给自己理发。正如毗湿奴漂浮在虚无的元初之海中，一八九〇年身在伦敦的甘地也漂浮在无所见无所知的海洋中。在他生命的前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他就这样度过了三年，结束时他已经完全心灰意冷。他觉得自己需要帮助。当时有一位保守党的下院议员，大家都说他很关心印度人。甘地认为只能向此人求助。于是他给议员写了封信，还去拜访他。他努力解释自己的沮丧，片刻之后那位议员说：‘我明白你的问题了。你对印度一无所知。你对印度历史一无所知。’他向甘地推荐了几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书。我不清楚甘地有没有读过这些书。他要的是切实的帮助。他要的不是人家指点他读一本历史书。你难道不觉得，你可以从年轻的甘地身上看见一点儿你自己的影子吗？”
威利说：“你是怎么知道甘地和议员的这件事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过一本自传。那本书很精彩，简洁、流畅、坦诚，没有丝毫吹嘘。写得非常真实，每个印度人，无论老少，都能在字里行间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印度，找不到第二本这样的书。如果大家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是一本现代印度史诗。可惜大家没有。他们以为不必去读，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不用再去挖掘了。这是典型的印度思维。我之前甚至从没听说过这本自传。是沃尔夫第一个问我有没有读过。那个时候他刚到家乡的静修处。他发现我竟然没听说过这本自传，很震惊。现在我已经读过两三遍了。这本书很好读，故事写得很精彩，你会不停地读啊读，然后发现没来得及对他讲述的所有那些意义深邃的事情给予应有的关注。”
威利说：“我觉得你有沃尔夫真是幸运。”
“他另有一个家。这样很好。我就用不着老是陪着他了。他是个很不错的教师。我想这也是我们还在一起的一个原因。他可以教我。他很快就发现我对历史年代毫无概念，我说不清一百年和一千年、两百年和两千年有什么差别。我知道妈妈和叔外公的事，我还知道一点儿爸爸家里的事。可除此之外就是一笔糊涂账，一片远古的大洋，不管是佛陀还是阿克巴，伊丽莎白女王还是詹西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歇洛克·福尔摩斯，都在其间漂泊无定。沃尔夫对我说，一本书最要紧的是它的日期。如果你不清楚书的日期，不清楚它离你究竟有多远或者有多近，那这本书你就是白读了。日期将书固定在时间之中，当你阅读其他书，了解其他事件的时候，所有那些日期就开始形成一份时间刻度表。我无法形容那对我是多大的启发！当我开始思考我们的历史时，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一片时间的混沌中下沉。我看得更清楚了。我知道事件的起止和顺序了。”
他恢复了旧日的习惯。二十五年前，面对看不清楚、想不明白的伦敦，就像一八九〇年的圣雄（按照萨洛姬妮的说法），威利努力通过阅读来摆脱自己的困惑，跑到大学图书馆去查找一些最简单的东西。现在，为了跟上萨洛姬妮的学识，为了获得她那种沉静，他又开始阅读了。他经常去英国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有一天——他并没有刻意寻找——他在那里发现了圣雄自传的英译本，译者是圣雄的秘书。
亲切、简洁的叙述紧紧抓住了他。他想不停地读下去，短小的章节，一章接着一章，他想把整本书吞下肚；可是他很快发现，飞快读过的部分有一半已经记不起来，事件的先后次序也已混淆；而且，正如萨洛姬妮所说，他得经常翻回去，放慢速度重读那些简单的语句，理解作者以非常平静的口吻讲述的那些不寻常的事情。这是一本关于羞耻、无知和无能的书（尤其是开始部分）：那一连串回忆本应使另一个生命晦暗而扭曲，那些回忆，威利自己（或者他可怜的父亲，威利想）宁可带进坟墓，却被那朴素的忏悔所蕴含的勇气——那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才获得的——锻造成了洁净的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威利想：“要是这本医治伤痛的书二十五年前就到我手上该多好。我或许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我会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不会在非洲和陌生人一起混日子。我不会觉得形单影只，因为有一位伟人在前方引导我。可那时候，我读的是海明威，海明威离我太遥远了，什么忙也帮不上，我还胡编了那么些故事。多么暗无天日，多么自欺欺人，多么浪费光阴啊！不过，我那时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读这本书。可能我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可能我必须经历那种生活，才能读懂书里的真意。可能事情要到该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和萨洛姬妮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说：“这个圣雄和我们在家乡听说的那个圣雄完全不同。那时候，大家都说他卑鄙无耻，装腔作势，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