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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索说：“他是个疯子。我看他没有被捕是因为警察认为抓他不值得。而农民们可能都把他当笑话看。”
威利想：“但村民们可能也是这样看我们这些人的。也许我们也都有点儿疯了，精神错乱了，自己却还不知道。基索以前也许想做医生。而现在他过着这种生活，还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是真实的。要看出别人是否不正常，总是很容易。那些村民叫我们帮忙杀人，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在发疯。那些人的面孔扭曲丑陋，仿佛他们真的生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但我们看不见自己不正常的地方。不过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不正常了。”
他们最终回到了基地。威利在基地有自己的房间。革命高层扩大解放区的愿望落空了，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整体的气氛十分阴郁，能回到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威利还是很开心。他觉得自己不再被抛入半空中；他觉得他也许能够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喜欢干净低矮的茅草屋顶——如此让人安心，尤其是当他躺在绳床上的时候——他可以在茅草和椽木之间藏一些小东西；他喜欢抹过灰泥的夯实的泥土地面，踩在上面脚底下会发出空洞的声音。
威利希望能再次见到防区长官，那个温文尔雅的人。但他没有露面。听人说他开小差了，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向警察投降了。他在投降之后领到了警方的赏金，游击队员投降后都可以领到那笔赏金。然后他回到了原先生活的大城市，花了好几天时间跟踪分居的妻子，最后一枪要了她的命。如今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也许他已经自杀了。但更有可能，他揣着获取自由的同时拿到的那笔赏金，正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四处逍遥，尽情施展当游击队员时学会的那套乔装隐匿的技巧，也许甚至逐渐摆脱了旧时的个性和隐忍多年的痛苦。
要不是警方几乎在同时逮捕了坎达帕里，以上消息本该会引起更大的轰动。从目前的情况看，坎达帕里被捕这件事更为重要，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大多数追随者，而且已经几乎构不成安全威胁，警方在逮捕他以及押送他上法庭的时候都没有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本随身携带的剪报簿，里面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孩子的照片。这些照片蕴含着某种深沉的打动人心的东西，但坎达帕里已无法说清；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剩下的只有这种深沉的情感。威利被深深地感动了，甚至比在柏林第一次听萨洛姬妮说起坎达帕里时还要感动：他对人类的深情，他眼眶中的泪水。现在已经没法同她联系了。这些天来，威利一直怀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悲戚，为他自己，也为这个世界，为每一个受伤的人和动物，他想要进入那个丧失理智的人的内心。他竭力想象那个身材瘦小的老教师怎样从报纸上挑选照片，又怎样把它们贴进簿子里。究竟是哪些照片吸引了他？它们为什么会吸引他？但他还是不能理解那个人，那个人始终是他思想的囚徒，永远被孤独地囚禁着。想到他已经精神错乱，没有人能够和他交流，想到他头脑里从过去到现在积累的难以想象的纠缠和转折，威利比听到这个人的死讯更感动。
甚至他的敌人也被感动了。爱因斯坦认为革命运动应该做出表态，表明与老革命家休戚与共。他在防区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此事。
他说：“他的耻辱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我们和他争论过，但我们不能抹杀他的贡献，他在革命遭到镇压奄奄一息的危急时刻挽救了革命。我建议我们劫持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长，如果做不到，就劫持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长。我们要清楚这样做是一种姿态，表示对坎达帕里的声援。我愿意参加这次行动。我已经调查过了，已经想到了一个目标，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手。我需要三个人、三把手枪和一辆汽车。我还要一个人等在部长官邸旁边的交通信号灯前面，在我们逃走的时候把横向行驶的车辆拦住三四秒钟。他要假装拦车是为了部长。整个行动不会超过两分钟。实际上我已经演练过一次了，用了一分五十秒。”
一位重要的分队长说：“目前我们不应该做任何长警察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但请你先说说你的计划。”
“部长宅邸在阿齐兹纳加尔。我们需要提前一个星期或者至少四天赶到那里，熟悉周围的道路。我们需要一辆汽车。我们可以从其他什么地方租一辆。我们三个人早上就坐在大门外的车上。部长宅邸与马路之间隔着一道高墙。那再好不过了。卫兵会过来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会记下他，时候一到就干掉他。我们就说我们是大学生——我会选出一个人来回答——想请部长出来和我们谈谈什么的。我会判断什么时候人少，时机成熟。我从车子里出来，经过卫兵面前到达部长宅邸的前门。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带的一个人会开枪打卫兵的手或脚。这时候我已经进了部长宅邸。有人来拦我，我就朝他开枪。我会冲进部长的办公室或会客室，同时大声喊叫并开枪。我会立刻射伤他的手，并不停地大叫。他一定会吓坏的。他一受伤我就押着他走出前门到我们停在门口的车子前。我研究过他的体格。我能对付得了他，能把他押出来。做这些时必须冷静、准确、坚决。一步都犹豫不得。然后我们就开车穿过设定好的信号灯。就两分钟。勇敢、冷静的两分钟。这次行动会对我们很有利。大家会知道我们仍然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