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最適合演阿塔圖爾克的人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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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納伊·扎伊姆的軍人事業和現代戲劇事業

卡在國立醫院太平間指認了其中一具屍體，就此匆匆忙忙做了筆錄，卡在上面簽了名。卡和鷹鉤鼻坐上同一輛軍用卡車，膽小的狗閃到一邊，看着他們沿着空蕩蕩的街道走着，街上掛滿了競選海報和反對自殺的宣傳畫。往前走着，卡可以看到原本拉着的窗簾拉開了縫，玩遊戲的小孩子們和父親們向經過的卡車投來了好奇的目光，但此時卡的心思完全不在這裏。奈吉甫的臉，直挺挺躺着的姿勢總是出現在他眼前，揮之不去。他想到了旅館伊珂會安慰他的，可是卡車經過空曠的城市廣場後，來到阿塔圖爾克大街的盡頭，在與民族劇院隔兩條街的一棟樓前停下，這樓是俄羅斯時期留下的，約有九十年曆史。

這是個單層別墅，來卡爾斯的第一個晚上，它的美和頹敗使卡傷感不已。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以後，共和國初期，同蘇聯做木材和皮革生意的著名商人瑪盧夫先生和他的家人在這裏度過了二十三年的奢侈生活，他們擁有很多廚師、傭人、馬拉雪橇和馬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開始，國家安全部門以間諜罪指控這位在卡爾斯和蘇聯做生意的著名富商，拘捕他，折磨他，最後，他和他的家人一去杳無音信，消失了，別墅也沒了主人，因爲財產官司空閒了近二十年。20世紀70年代，這裏被一個手拿棍棒的馬克思主義派別佔領，他們把這兒當成了總部，一些政治謀殺就是在這兒策劃的（市長、律師穆扎菲爾先生倖免於難，但也受了傷）。1980年軍事政變后里面又被清空了。再後來一個聰明的冰箱、火爐銷售商買下了旁邊小商鋪，並把這裏變成了他的倉庫。三年前又有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企業家，帶着他在伊斯坦布爾和沙特阿拉伯做裁縫攢起來的錢，回到家鄉，把這裏變成了他的縫紉作坊。

卡一進去，就在畫着玫瑰的橘紅色牆紙的柔和光線下看見了像奇怪刑具一樣的一臺臺紐扣機、笨重的老式縫紉機和掛在牆上的大剪刀。

蘇納伊·扎伊姆身上穿着卡兩天前第一次見到他時穿的那件舊大衣和毛衣，腳上穿着軍用皮靴，手指夾着根不帶過濾嘴的香菸，在房間裏來回踱步。一見到卡，就像是見到親密的老朋友似的，面帶喜色，跑過來擁抱卡並親了親他的臉。這親吻，正如在旅館的那個“牲口販子”的親吻一樣，都帶有些“願政變給國家帶來好運!”的味道，也有讓卡感到訝異的過於友善的一面。卡後來解釋這種友善是因爲兩個伊斯坦布爾人在像卡爾斯這麼貧困偏遠的地方，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見面所造成的，但卡也明白其中一些困難條件正是蘇納伊·扎伊姆自己製造的。

“憂傷的黑暗之鷹每天都在我心裏舞動翅膀，”蘇納伊說，他用一種神祕的語氣驕傲地說:“但是我不會動搖，你也要堅持住。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卡，在大窗戶射進來的雪光下，看見了高高的天花板各個角落裏的浮雕和一隻很大的爐子，它們像是在訴說着當年的奢華。寬敞的屋子裏手拿無線對講機的人們，不斷打量自己的兩個大塊頭衛兵，朝走廊開的門邊那張桌子上的地圖、武器、打字機和文件，所有這些讓他馬上明白了這裏就是“革命”的指揮中心。蘇納伊手裏還有相當多的部隊。

“曾幾何時，那是我們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蘇納伊在屋裏邊走邊說,“在最偏遠、最貧窮、最卑賤的邊境小城裏，當我知道在那裏別說演戲的地方，就連晚上能歇個腳的旅館都找不着，而且老朋友早就離開了的時候，憂傷之情開始在我心裏慢慢萌動。爲了不被它俘獲，我四處奔波，我在想這些地方有沒有對現代藝術，對來自現代世界的我們、這些信使們感興趣的人，於是我挨家挨戶地去拜訪那些醫生、律師和教師們。當我瞭解到我知道的惟一的地址早已沒人住了的時候，當我明白警察根本就不允許我們演出的時候，當最後一線希望，爲了徵得允許想同縣長見面都遭到了拒絕的時候，我知道內心裏的黑暗要造反了。那時，在我胸中打瞌睡的鷹開始慢慢地張開翅膀，爲了扼殺我，它開始騰空了。那時，我就在世界上最寒磣的茶館，如果連這也沒有的話，就在長途車站的入口處找個高處，有時因爲火車站站長看上了我們劇組的哪個姑娘，憑這個關係在火車站，在消防站，在小學的空教室裏，在大排檔，在理髮店的櫥窗裏，在旅店的臺階上，在牲口棚裏，在人行道上演我的戲。我決不向憂傷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