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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澤爾在二樓的工作間裏高興地接待了我。他把在電視臺工作的八個人一一介紹給我認識，對我說“大家希望能簡單地採訪一下你，好上晚間新聞”。我覺得這可以讓我在卡爾斯辦起事情來更方便一些，便同意了他的請求。我們只錄了五分鐘的節目。採訪我的時候，青年節目主持人哈坎·厄茲蓋突然說道“聽說您正在以卡爾斯爲背景寫一部小說”，可能是法澤爾告訴他的吧，我非常驚訝，東拉西扯地把這個問題給搪塞了過去。採訪過程中，我們壓根兒就沒提到卡。
我們去了臺長辦公室，按照錄像帶上的日期（這些錄像帶按照規定都放到了牆上的書架上），找出了民族劇院直播的頭兩盤帶子。接着法澤爾給我找了個小房間，房間通風不是很好，不過裏面有臺舊電視。我坐到電視機跟前，一邊喝着茶，一邊欣賞着卡迪菲主演的《卡爾斯的悲劇》。我很欣賞蘇納伊·扎伊姆和馮妲·艾塞爾說的那些“批判性的臺詞”，他們還對四年前很流行的一些廣告片段進行了諷刺。至於卡迪菲摘掉頭巾以及後來開槍擊中蘇納伊的鏡頭，我專門倒回去看了幾遍。蘇納伊的死看上去的確像是劇情的一部分。除了劇場裏前幾排的觀衆，其他人都不可能看清楚彈夾究竟是空的還是滿的。
看到另外一盤帶子時，我才明白，原來《祖國或頭巾》這部戲裏很多的鏡頭，包括守門員烏拉爾的奇遇和馮妲·艾塞爾的肚皮舞是他們在每部戲裏都會重複的包袱。帶子有點舊了，當時劇場裏滿是喊叫聲、口號聲和嘈雜聲，演員的對話已經聽不太清楚了。不過我還是反覆地倒帶，反覆地聽，最後好不容易纔把卡朗誦的那首《沒有真主的地方》抄了大部分下來。法澤爾問我，卡在朗誦詩的時候奈吉甫爲什麼會站起來說些什麼，於是我讓他看了看我抄下來的詩。
軍人開槍掃射觀衆的鏡頭，我們看了兩遍。
“你在卡爾斯已經逛了不少的地方了，”法澤爾說,“現在我想帶你去個地方。”他略顯靦腆，又有點神祕。他說我也許會把奈吉甫也寫進小說，所以他想帶我去看看宗教學校的宿舍，奈吉甫最後幾年就是住在那兒的，不過現在已經被關閉了。
當我們冒雪走在加齊·阿赫麥德·穆赫塔爾帕夏大街上的時候，我看到了一條黑色的狗。這條狗的額頭上有一塊圓形的白斑，我明白這正是卡在詩裏寫的那條狗。於是我趕緊去旁邊的小店買了點麪包和雞蛋，剝開殼餵給這頭正在幸福地搖着尾巴的畜生。
見狗一直跟着我們，法澤爾說:“這是車站的狗。剛纔我怕你不願意來，所以我沒告訴你。以前的宿舍現在是空的，政變過後，那兒便被稱爲恐怖分子和反動分子的老窩，被關閉了。從那時起，裏面就沒人住了，所以我從電視臺拿了這把手電。”他打開手電，照了照身後的狗，狗像是回應似的立刻搖了搖尾巴。宿舍的院門上了鎖，這房子以前是亞美尼亞人的，後來俄羅斯領事和他的狗也曾在裏面住過。法澤爾拉着我的手，帶我翻過一處矮牆。“過去晚上我們都是從這裏溜出去的，”說着他便熟練地從一扇玻璃已被打爛了的窗戶鑽了進去。然後他用手電照亮了四周，把我也拽了進去。“別怕，裏面只有一些鳥。”他說。這棟樓的窗戶玻璃上滿是灰和冰，都已經不透光了，有些地方還用板子給釘上了。裏面一片漆黑，不過法澤爾上樓卻十分熟練，很顯然他以前來過這兒。他就像電影院裏的領座員一樣，將手電拿在身後，給我照着路。四周到處都是一股塵土味。我們穿過四年前留下的那些破門，仔細地看着周圍。牆上滿是彈痕，頂層閣樓的角落和煙道已經被鴿子做了窩，見有人闖入，它們緊張地撲棱着翅膀。宿舍裏還留有很多鏽跡斑斑的鐵牀。“這張是我的，那張是奈吉甫的，”法澤爾指着並排的兩個上鋪說,“爲了不吵醒別人，有時晚上我們會躺在一張牀上，望着窗外的星空聊天。”
透過一扇破窗，可以看到鵝毛大雪在路燈的映照下緩緩地往下落着。我認真地欣賞着這片景色，心中充滿了敬意。
過了很長時間，法澤爾指着下面說:“從奈吉甫的牀上還可以看到那兒。”順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條通道。通道夾在院門外不遠處農業銀行大樓的側牆和另一棟樓的後牆之間，僅有兩米寬，連巷子都稱不上。泥濘的地面上映照着銀行紫色的熒光燈。路中間還擺了一塊“禁止入內”的牌子，提醒路人不要把這當成一條街巷。受奈吉甫的啓發，法澤爾把這條通道稱爲“世界終點”，在它的一端有一棵黑色的樹，樹上的葉子已經落光了。正當我們看着這棵樹的時候，它突然像是點着了一樣變得通紅。“七年了，阿伊登照相館的紅色燈牌一直都是壞的，”法澤爾嘟囔道,“紅色的燈光時亮時滅，每次從奈吉甫的牀上看那棵野橄欖樹都像是着火了一樣。有時，奈吉甫會在幻覺中一直看到天亮。他把他看到的這些稱爲‘這個世界’，有時天亮了以後他會對我說‘整晚我都在欣賞着這個世界!’。這些他可能也告訴過你的朋友詩人卡，所以他纔會把這些寫到了詩裏。我是剛纔看帶子的時候才明白過來的，所以我才把你帶到這兒來。你的朋友把那首詩叫做‘沒有真主的地方’，那是對奈吉甫的不尊重。”
“奈吉甫在告訴卡他所看到的景色時說的就是‘沒有真主的地方’，”我說,“這一點我可以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