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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向她表達了謝意。我坦白地告訴她，我已經沒有力氣回餐桌了（而且我也害怕自己會哭出來）。我躺到牀上，很快便進入了夢鄉。
早晨，我躲過衆人的視線，悄悄溜到了街上。我先是和穆赫塔爾，而後是和塞爾達爾先生、法澤爾一起在街上轉了一整天。因爲上過晚間新聞，卡爾斯人多多少少也知道我一些，所以我輕而易舉便蒐集到了一些必要的細節來作爲小說的結尾。穆赫塔爾介紹我認識了卡爾斯首份伊斯蘭政治報紙《矛》（每期的銷售量爲七十五份）的老闆，以及報紙的主編（一名退休的藥劑師，開會的時候他遲到了）。從他們的口中我得知，由於政府採取了一些反對民主的措施，卡爾斯的伊斯蘭運動出現了一些倒退，宗教學校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受老百姓的歡迎了。聽完他們的介紹沒過多久，我忽然想起，這名上了年紀的藥劑師曾經用非常怪異的方式親了奈吉甫兩次，爲此奈吉甫和法澤爾還計劃過要幹掉他呢!“快樂的卡爾斯”旅館的老闆現在也在爲這家報紙寫文章（他曾經向蘇納伊·扎伊姆出賣了自己的客人）。當他提到過去的事情時，我想起了一個細節，我差點就把它給忘了：四年前刺殺教育學院院長的傢伙，謝天謝地，並不是卡爾斯人。除了現場的錄音，另外有一起命案也是用同一把槍做的案，並且槍的主人也已經被抓住，根據在安卡拉做的彈道分析，確定了兇手便是來自託卡特地區的一個茶館老闆。他承認是“神藍”請他去卡爾斯的。庭審期間，這個傢伙得到了一份證明他精神失常的報告，之後便在巴科爾科伊的精神病院住了三年。從醫院出來以後他在伊斯坦布爾定居，開了一家名爲“快樂的託卡特”的咖啡館，與此同時，他還成了《誓言報》的一名專欄作家，專門寫文章維護戴頭巾女孩的權益。四年前卡迪菲摘掉了頭巾，戴頭巾女孩的抵抗運動也隨之宣告失敗，雖然現在抵抗運動又有重新抬頭的趨勢，可是由於支持者不是被學校開除就是去了其他城市讀大學，所以卡爾斯的抵抗運動已經遠不如伊斯坦布爾那樣激烈了。韓黛的家人拒絕見我。消防員的民歌在政變之後很受大家的歡迎，他也因此成了邊境卡爾斯電視臺“邊境民歌”欄目的明星。他的好朋友（卡爾斯醫院的看門人，既是個音樂愛好者，也是薩德亭教長那兒的常客）每週二晚上都會去電視臺錄節目，在週五晚上播放的節目中用塔爾琴給他伴奏。政變當晚有個小孩也參與了演出，記者塞爾達爾先生把他也介紹給了我。政變過後，小孩的父親連學校組織的演出也不讓他參加了，如今這個“小眼鏡”已經長大成人，不過還在替人送報紙。通過他，我才知道卡爾斯的那些社會主義者（他們習慣看伊斯坦布爾的報紙）都在幹些什麼。他們打心眼裏佩服那些和政府抗爭到底的伊斯蘭分子和庫爾德民族分子，除了發表一份根本就沒人看的聲明，吹噓一下他們過去大無畏的英勇精神之外，也沒作出什麼有影響力的事情來。和我聊天的這些人，他們都希望能有個大無畏的英雄，讓他們擺脫失業、貧窮、腐敗和謀殺的困擾。而我多少也是個小有名氣的作家，所以他們都用這種大人物的評判標準來衡量我。在和他們交談的過程中，我感覺出他們不太喜歡我在伊斯坦布爾養成的愛走神、只關心自己的事情和小說、急性子之類的毛病。在卡爾斯，我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在“團結茶館”聽裁縫瑪魯夫講了一天他自己的故事。他說，我必須要上他家認識他那幾個外甥，和他們喝上兩杯；星期三的晚上年輕的阿塔圖爾克主義者們要召開研討會，所以我必須再待上兩天；我還必須要把敬給我的煙抽完，把奉給我的茶喝完（這些事情大部分我都做到了）。
法澤爾的父親在瓦爾託魯當兵時的戰友告訴我，這四年裏還是有很多的庫爾德民族分子被殺，或是被抓進了監獄。現在已經沒人加入游擊隊了，幾年前在亞細亞旅館參加會議的那些庫爾德青年也都已經不在卡爾斯了。週末傍晚鬥雞的時候，扎黑黛那可愛卻很好賭的外甥把我也帶進了人羣中，人們用茶杯給我敬酒，我高興地一口氣連喝了兩杯。
夜幕已經降臨。爲了不讓大家見到，離火車開車時間還很早的時候，我便冒着雪，像個孤獨不幸的行人一樣慢慢走回旅館，收拾好了行李。走到廚房門口的時候，我碰到了密探薩菲特，直到現在扎黑黛每晚還給他湯喝。他已經退休了，因爲我上了昨晚的電視，所以他認出了我。他想告訴我些什麼，於是我們去了團結咖啡館。他告訴我儘管退休了，可他還在給政府幹活。在卡爾斯，密探什麼時候都退不了休。他很誠實，他微笑着告訴我，城裏的情報人員很想知道我來這兒到底想調查些什麼（是古老的“亞美尼亞”問題，還是庫爾德人叛亂問題?是宗教團體問題，還是政黨問題?），他說要是我告訴他的話，他還能掙上點錢。
我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卡，並且向他問起了有關卡的事情。我提醒他說，四年前他曾經跟蹤過我的朋友。
“他是個很友好的人，他很喜歡狗。”他說,“不過，他的心思在德國，他很內向。今天這兒沒人喜歡他。”
我們沉默了好久。我估摸着他可能知道點什麼，便很小心地問起了“神藍”的事情。我這才知道，就像我來這兒是爲了打聽卡的事情一樣，一年前也有一撥人從伊斯坦布爾來這兒打聽“神藍”的事情!薩菲特告訴我說，這幫年輕的伊斯蘭分子敵視政府，他們爲了找尋“神藍”的墓地費了不少心思。不過因爲“神藍”的屍體被扔到了海里（這樣做的目的很可能是爲了不讓人們去掃墓），他們只得無功而返。這時法澤爾也坐到了我們這一桌，他說他從宗教學校的老朋友那兒也聽說過這回事，這幫伊斯蘭青年想起“神藍”曾到德國“朝聖”，所以他們也逃到了德國。他們在柏林建立了一個伊斯蘭激進組織，現在這一組織不斷地壯大起來。他們還在德國創辦了一份名爲《朝聖》的雜誌，在創刊號裏他們聲稱要報復那些對“神藍”的死負責的人。我們都猜想可能是這幫傢伙殺了卡。那一刻我凝望着窗外的飛雪，想像着卡的詩集《雪》惟一的手稿在柏林落到了“神藍”的某個追隨者的手中。
這時，又一個警察坐到了我們桌上，他告訴我所有的傳聞都不屬實。他說“我可不是礦物眼!”可他自己也不知道“礦物眼”是什麼意思。他非常愛苔絲麗梅，要是她沒自殺的話，他肯定是要和她結婚的。這時我突然想起，四年前薩菲特曾經在圖書館查過法澤爾的學生證。卡還把這件事寫到了筆記本上，不過他們可能早就忘了吧。
我和法澤爾走到了街上，兩個警察習慣性地跟在我們身邊，也不知道他們是出於好意，還是因爲職業習慣。他們一邊走一邊抱怨着生活，抱怨着生活的空虛，抱怨着愛情之痛和無法抗拒的衰老。他們倆都沒有戴帽子，雪花在他們花白稀疏的頭髮上積了起來。“四年了，卡爾斯是不是更窮，走的人是不是也更多了?”聽我這麼一問，法澤爾便回答說，這幾年大家看電視看得是越來越多了，那些無業遊民也不去茶館了，而是待在家裏通過衛星天線收看世界各地的免費電影。大家都攢了些錢，在自家窗戶跟前裝上了鍋一般大小的白色天線，這便是卡爾斯四年裏惟一的變化了。
我們在新人生糕餅店一人買了一塊核桃仁的酥餅（這酥餅讓教育學院院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當作晚飯喫了起來。見我們要去車站，這兩個警察便離開了我們。現在只剩下我和法澤爾兩人孤獨地走在大街上。商店已經關門，茶館裏空無一人，亞美尼亞人的房子早已無人居住，明亮的櫥窗上也已結上了冰，栗子樹和楊樹上滿是積雪，一盞盞的霓虹燈把街上映照得更顯淒涼，除了我們的腳步聲，萬籟俱寂。警察已經走了，於是我們拐進了巷子裏。雪剛纔還像是要停的樣子，可現在又大了起來。路上一個人也沒有，想到就要離開卡爾斯，一種痛苦的感覺便噬咬着我的心，我覺得很內疚，彷彿自己就要離去卻把法澤爾一個人扔在這空蕩蕩的城裏一般。遠處，有兩棵野橄欖樹離得很近，乾枯的樹枝和樹上的冰溜子交錯在一起，突然從中間飛出一隻麻雀，從我們頭頂掠過。地面上又積了一層軟軟的雪，街上空蕩蕩的，十分安靜，只有我們的腳步聲和呼吸聲（因爲走累了，所以呼吸越來越急促），讓人覺得如同在夢裏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