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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我們那時候的文學出自於窮困處境。不過，與其說我在討論一種意識型態的行動，不如說我想談談一種深化於吾等之輩的事物。
今天，寫作已是一種尋常的職業。小說是一種有「市場」、有「供」
「需」的「商品」。小說被廣告促銷，可揚名立萬，有公式可循。意大利小說全部達到「一種不錯的平均水平」，置於這個易於滿足的社會中，算是浮妄的商品之一。若要在此時此刻懷想當年文學精神，就很困難了──那時候，我們還試圖開創新的小說體呢，並且完全倚賴親手打造。
我一直提及複數的「我們」，不過我已經解釋過：我所說的意念是四分五裂的，而不是有志一同的；是從各個省分紛雜角落孕生出來的；並不具明確共通的理念，就算真有共通理念，也是殘缺而暫時的。除此之外，這種理念可以說是一種傳播廣遠的潛能，在空中漂送。然後隨即絕滅。
在1950年代，文學景觀爲之大變，先是大師的變動：帕維瑟去世；維多利尼因爲反對立場而封筆；謨拉維亞（注21）走入不同的文學脈絡，展現不同的文學意義（不再是存在主義，而變成自然主義）。意大利小說走上一條哀惋的、中庸的、社會學的路途。我們終於都爲自己挖出一個個可以安身的孔穴，或多或少得以安適（或者該說，我們發現得以逃逸的路線）。
但，當時還是有人堅持那條原先的、碎裂的史詩之路。大致說來，這些人是比較孤立的，是留住氣力的局外人。其中最爲孤立的一位，成功寫出一部我們人人夢寐以求的小說──本來，我們對這種小說已不再抱持期盼了。費諾里奧（BeppeFenoglio，注22）就寫出這樣的小說，《戰士錢寧》（IlpartigianoJohnny），可惜未能完成。他在四十幾歲的時候去世，死後此書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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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幾乎可說是我的第一份寫作成品。如今，我該如何談論它呢？我會這麼說：最好避免寫下自己的第一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