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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晚上，費烈拉司令和吉姆政委來了。外面，濃霧飛動，屋裏大家圍在火爐和兩位旅部來人旁邊，這兩位給大家遞煙直到煙盒空了。兩人說話很少，費烈拉很粗壯，棕色鬍子，戴着阿爾卑斯帽，眼睛明亮、冷漠，總是半睜着眼偷看。吉姆瘦高個，長臉紅潤，輕輕地咬着鬍子。
費烈拉是一位工人，出生在山裏，表情冷漠，思路敏捷，現在聽大家講話，發出同意的微笑，但也堅持自己的主張：全旅部隊如何佈陣，如何分配重武器，何時使用迫擊炮。對他來說，游擊戰爭必須像機器一樣準確、完美。這是在工廠裏培養出來的革命抱負。把它運用在瞭如指掌的山區，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
吉姆是一位大學生，對前因後果要求明確肯定，合乎邏輯，腦子裏充滿疑問。對人類有極大的興趣，因此，他學醫，因爲知道一切事物的解釋都存在於細胞的運動中，而不在哲學的範疇中。將來要做腦科醫生，一位精神病科醫生對人是不熱情的，因爲看人的時候總是盯着不動，好像要看出入家的思想的根源。突然，提出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漫無邊際，問人家的童年，或別的事情。然後，在人後面，是各階級前進的大機器，它由每天的行爲舉止來推動。其他舉止會燒掉而留下痕跡：這就是歷史。一切都應該合乎邏輯，人們應瞭解一切，在歷史中和在頭腦中一樣。在這個和那個之間有一個跳躍，一個盲區，這裏集體理性以可怕的偏離和未想到的聯繫把它變成個人理性。吉姆政委每天揹着那支乏味的斯坦槍在各個支隊裏轉，與政委們、指揮員們交談，研究每個人，分析這個或那個人的立場，把每個問題分成幾個因素，A，B，C……要求一切都要清楚，在他身上和在別人身上一樣，一切都要清楚。
現在，戰士們圍在費烈拉和吉姆周圍，打聽有關戰爭的新聞。離前線遠的，離前線近的，還有他們自己戰鬥的新聞。費烈拉說對盟軍不應該有任何期望，認爲游擊隊單獨幹也能戰勝敵人。然後，通報當天的大新聞：一支德國縱隊正向山谷前進，掃蕩整個山區：德國人知道他們營地的地點，要把這些地區變成焦土。拂曉全旅都要埋伏在各個山頭，其他旅也來支援。德國人必將遭到槍林彈雨的伏擊，撤退回營。
這時，戰士們行動起來，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在他們看來，戰鬥已經開始。表情嚴肅堅強，叮叮噹噹拿起自己的武器。
“德國人是看到火光纔來的。我們早就知道了。”一個戰士說。德利托在稍遠一點站着，光線照着他垂下的眼睛。
“大火，當然也是因爲大火，但還有別的原因。”吉姆說，慢慢吸了一口煙。其他人一言不發，德利托只是抬抬眼睛。
“我們有一個人叛變了。”吉姆說。這時氣氛變得異常緊張，像風吹進骨頭一樣，一種寒冷潮溼的背叛氣氛，營房裏每次聽到這種消息都是這種氣氛。
“是誰?”
“佩萊。他到黑色旅那裏去了。他一個人去的，沒抓到他。他讓人處死了我們在獄中的四位同志。他幫助審訊我們被抓的每個人，告發每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