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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拉對他的家族充滿了感情,以至於就連在那段只准提及市政問題的報禁時代,他也依然可以揮筆成書,寫出讓讀者和審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記憶,以及記憶中那棟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樹的豪宅。
不,不對,耶拉的處世技巧僅限於新聞領域。只要碰到他不得不參加的盛大場合,他一定會帶朋友同去,以確保自己能夠安全無虞地模仿朋友的動作和談吐,效法他的服裝打扮和餐桌禮儀。
纔沒這回事呢!耶拉是個雄心壯志的年輕人,專門負責婦女版的填字猜謎和讀者諮詢,連續三年間,他所執筆的專欄不僅成爲國內閱讀率最高的單元,甚至在整個巴爾幹半島和中東地區都深受歡迎。不只如此,當他出言詆譭左右派分子時,也絲毫不覺得良心不安。若不是那些有權有勢的親戚朋友對這個不值得的傢伙關愛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擁有今天的聲勢?
那麼,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對”來說好了。我們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夠在我們的文化裏建立起這項溫情風俗,因此,當他爲自己八歲的兒子舉辦一場善意的“生日派對”時,他不但邀請多位記者參加,也請了一位來自地中海東岸黎凡特的中年婦女彈奏鋼琴,更準備了一個鮮奶油草莓蛋糕,上面插着八支蠟燭。結果,耶拉卻在他的專欄裏大肆嘲諷這場宴會,將它講得極爲可鄙不堪。他之所以這麼做,並不是如人們所推測的,是爲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藝術上的理由,而是因爲他驚覺,自己一輩子從來不曾得到父愛,也從來不曾擁有過任何形式的關愛。
恰巧相反。爲什麼如今哪裏都找不到他,爲什麼大家發現他給的不是錯誤的電話號碼就是假的地址?這一切都是因爲他的近親和遠親們給予他太多的愛,使得他難以回報,因此從中衍生出一種奇異而複雜的仇恨——是的,甚至擴散到全人類。(卡利普只是不小心問到他可以去哪裏找耶拉而已。)
噢,不是這樣,他之所以藏到城市的偏僻角落,之所以躲着全人類,必然是基於別的因素:他終於明白,孤獨的痼疾將永遠纏着自己,打從出生以來,這股無法治癒的孤獨感就如一圈不幸的光暈,籠罩在他周圍。好像一個殘廢的人,終於向疾病投降,他也不得不放棄,退縮到某個遠離塵囂的房間裏,遁入逃不了的悽苦孤寂的懷抱中。
卡利普提到有一個“歐洲來的”電視單位,他們正在尋找這個窩在遠離塵囂的房間裏冬眠的耶拉。
“總而言之,”論戰作家涅撒提打岔道,“耶拉就要開天窗了,他已經十天沒有送來任何新的東西。每個人都清楚得很,他企圖矇混作存稿的文章,根本就是二十年前的舊玩意,只是重新打字讓它們看起來像是新的。”
綜藝版作家不同意。如卡利普所期待的,這些專欄文章甚至受到更大的歡迎,電話響個不停,耶拉收到的讀者信件每天都超過二十封。
“的確!”論戰家說,“寫信給他的,都是那些他在文章裏大肆表揚的妓女、皮條客、恐怖主義者、享樂主義者、毒販、流氓老大,專門寄信來給他提供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