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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許多城市一樣，金錢在伊斯坦布爾已不再具有任何價值。從東方回來後，我發現以前一個銀幣可以買到四百德拉克馬那麼重的麪包，如今同樣的價錢只能換得一半的麪包，而且喫起來其味道也不如以前了。要是死去的母親知道如今她得花三塊銀幣買一打雞蛋，一定會說：“趁那些雞還沒驕傲到往我們頭上拉屎，趕緊走吧。”但我知道金錢貶值的問題哪裏都一樣。有傳言說佛蘭芒和威尼斯的商船載滿了一箱箱僞幣運至伊斯坦布爾。過去，官方的鑄幣是用一百德拉克馬的銀子鑄成五百個硬幣，然而現在，由於與波斯連年征戰，同樣重的銀子開始鑄成八百個硬幣。當土耳其禁衛步兵發現賺來的硬幣就像菜販碼頭上掉落海中的幹豆子一樣居然可以漂浮在金角灣上，便羣起暴動，把蘇丹的宮殿當作敵人的城堡團團圍繞。
在這段道德淪喪、物價飛漲、謀殺和搶劫盛行的時期，一位在貝亞澤特清真寺傳道、並宣稱是先知穆罕默德後裔的傳道士努斯萊特，揚名於世。這位來自埃爾祖魯姆的傳道士解釋說，這十年間降臨伊斯坦布爾的災難——包括巴切卡比和卡珊吉拉地區的大火、每次都要奪去上萬人性命的瘟疫、與波斯人長年不斷損失無數生命而毫無結果的戰爭，以及在歐洲基督教徒對奧斯曼城堡的佔據——都是因爲人們偏離了先知的道路，不聽《古蘭經》的教誨，過於縱容基督徒，容忍他們公開販賣酒類，容忍他們在苦行僧修道院彈奏樂器。
賣醬菜的小販口沫橫飛地說完了埃爾祖魯姆傳道士的故事，又談到僞幣、新威尼斯金幣、上面刻着獅子的假弗羅林以及含銀量逐年降低的奧斯曼硬幣——這些錢幣充斥市場和商店，就像馬路上摩肩接踵的切爾卡西亞人[5]、阿布哈茲人[6]、明格里亞人[7]、波斯尼亞人[8]、格魯吉亞人和亞美尼亞人，把人們拖往墮落的深淵，難以自拔。他告訴我，流氓和叛徒都聚集在咖啡館，密謀叛亂直到清晨：不知道是什麼人的大禿子、抽鴉片的瘋子以及海達裏耶教團[9]的殘餘分子，這羣人宣稱依循安拉的道路，徹夜在苦行僧修道院裏隨着音樂跳舞，用尖針穿刺自己的身體[10]，從事各種邪惡的行爲，最後再野蠻地彼此相姦，或對任何他們找得到的男孩下手。
我聽到了一陣優美的笛聲，不知道是因爲我想去追隨它，還是因爲我再也無法忍受這個口出穢言的醬菜小販，而模糊的記憶與慾望又使我覺得這是個逃脫的藉口。然而，我確實知道一點：當你熱愛一座城市並且時常漫步探索其間時，不僅你的靈魂，就連你的身體，也會對這些街道極爲熟悉，以至於多年之後，在一股或許因爲憂傷飄落的輕雪所引起的哀愁情緒中，你的腿會自動帶着你來到最喜愛的一個山丘。
我就是如此離開了蹄鐵市場，來到蘇萊曼清真寺旁的一個地方，望着雪片飄落金角灣。清真寺面北的屋頂，以及圓頂上迎着東北風的幾個部分，已經開始積雪。一艘逐漸駛近的船隻，降下了向我致意而啪啪響的船帆。船帆和金角灣的水面都籠罩在這鉛灰色的霧氣當中。眼前的柏樹和梧桐樹、屋頂、淒涼的黃昏、下方住宅區傳來的聲響、小販的叫賣、清真寺庭院裏孩童的玩耍叫喊，這一切糅入我的腦海，決絕地使我感到，從今往後，除了這裏，我將無法在其他城市生活。我莫名地感覺到，那遺忘了多年的戀人的臉孔，很可能會驀然出現在我眼前。
我開始走下山丘，融入人羣。晚禱過後，我在一間肝雜小店裏填飽了肚子。坐在空無一人的店鋪裏，我仔細聆聽了老闆的談話，他慈愛地望着我一口一口進食，好像在喂貓一樣。天黑之後，根據他提供的線索，我依照他指示的方向，拐進了奴隸市場後面的一條小巷子，找到了一家咖啡館。
咖啡館內擁擠而溫暖。一個說書人，如同我在大不里士和波斯城市看到的“表演明星”，坐在火爐旁的高臺上。他掛起了一幅圖畫，粗糙的紙上有一條狗，儘管線條潦草，卻頗具架勢。說書人扮演狗的角色說起了故事，不時地伸手指向圖畫。
[1]帕夏：舊時奧斯曼帝國、波斯、埃及等地區對高級軍官的稱謂，本是一種軍銜，但因這些高級軍官往往也是一方之總督，因此帕夏往往也指地方總督。
[2]薩法維王朝（1502—1735）：統治波斯和中亞地區的強大王朝，與西鄰奧斯曼帝國之間戰事頻仍。在本小說故事發生的時期，奧斯帝國蘇丹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聞悉薩法維王朝因君主更迭，政權動盪，於1578年派兵進犯伊朗西北部地區。剛剛登基的薩法維王朝君主穆罕默德、胡大班德（1577—1587年在位）派長子哈姆澤、米爾扎率軍迎敵，擊潰了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收復了失地。小說這裏大概是指這場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