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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爾君也睡醒了,可她還是躺在沙發上,看着書。
“我真想一直都這樣病下去,”她說,“這樣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着,看自己想看的書了。”
“你不是生病,”我說,“你的情況比生病要嚴重得多。快起來,我現在就送你去醫院。”
她沒起來。她已經是第二次讀《父與子》了,她並沒有理會我,就像個不願意被小事情打擾的書蟲似的說她想看書。就這樣,我有機會和她說上會兒話了,這回,我要讓她的內心感受到對死亡的恐懼。可她卻笑了,她說她根本就不相信這樣的事情會落到她的頭上,因爲她沒覺得自己被打得有那麼厲害。她繼續看着手裏的書,我呆呆地站在那兒,心裏納悶着她那被打腫了的烏紫的雙眼怎麼還能看書。
之後我便上了樓,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找我的筆記本,卻沒有找到。我一直在想筆記本上寫沒寫什麼和瘟疫有關的東西。找着找着,我找到了園子裏,可我好像忘了自己是在找筆記本似的。走到街上的時候,我的心裏也有一種類似的感覺:我是在逛悠,可我並不是毫無目的,可能我還是相信自己能找到些什麼東西吧。
大街上和海灘上已經沒有了昨日的熱鬧。海灘上的沙子潮潮的,太陽也不是很熾熱,髒兮兮的馬爾馬拉海十分平靜,褪了色的陽傘也被收了起來,透出的無助讓人想到了死亡:就像是不能保全自我的文明已經做好準備要被不知從何處、如何刮來的颶風給刮跑似的……我穿過車流,一直走到了防波堤邊的咖啡館。在那兒,我看到了一位老街坊,他已經長大了,結婚了,身邊還跟着老婆和孩子。我們聊了會兒,沒錯,絕望地聊着……
他告訴他老婆,說我是這兒最老的住戶之一。他們週一的晚上好像碰到雷吉普了。當他問到賽爾瑪的時候,我沒有告訴他我們已經離婚了。接着他提起了我們年輕時的事情,諸如我們在船上一直喝酒喝到天亮之類的,這些我都已經記不起來了。之後,他又說起了其他的朋友,他們都在幹什麼。他見到了謝夫蓋特和奧爾罕的母親,他們下週要來。謝夫蓋特已經結婚了,奧爾罕好像在寫小說。接着他又問我有孩子沒有。他也問起了大學裏的事情,還談到了死亡,他並沒有竊竊私語,不過他說話的樣子卻像是在竊竊私語。他還說,早上這兒有人打了一個女孩,誰知道爲什麼要打她呀。就在人羣中打的,大家都在旁邊看着,卻沒人管。我們國家的人們已經學會了不管閒事了。最後他說希望能在伊斯坦布爾見到我,還從兜裏掏出張名片遞給我。起身時,我看了看他的名片,他趕緊解釋道,他開了個作坊,還不能算是工廠,生產一些盆、桶和筐之類的東西,當然了,都是塑料的。
回家的時候,我去小店買了瓶拉克酒。問過倪爾君去不去醫院之後,我便坐下來開始喝起來。倪爾君說“不,我不去”的時候雷吉普也聽到了,可他還是用責備的眼神看着我。也許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我也就別指望他給我準備下酒菜了吧。我去了廚房,自己弄了些下酒菜,之後便坐下來,專心地想着那些詞和畫面。我覺得失敗和成功不過是兩個詞,你相信哪一個,最終它便會找到你。他們不是在小說裏寫過嗎:我已經感覺到所有的一切都已結束。可能是在奧爾罕的小說裏有這麼一句吧。雷吉普擺餐桌的時候,我動都沒動,也沒有理會他那責備的眼神。天黑之後他們扶着祖母下了樓,我把酒瓶給收了起來。可後來,麥廷卻毫不遮掩地拿出酒瓶喝起來。奶奶也好像沒看到似的:她像是在禱告似的,低聲發着牢騷。過了會兒,雷吉普把她扶上了樓。我們都沉默了下來。
“快,我們回伊斯坦布爾吧,”麥廷說道,“現在,馬上!”
“你不是打算住到仲夏的嗎?”倪爾君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