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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薩姆納因爲發燒，既不能掌舵，也不能划船。當他們穿過層層濃霧和陣陣凍雨的時候——其間還有雨夾雪，他蜷縮在船尾，身上蓋着毯子瑟瑟發抖，並且一陣一陣地犯惡心。卡文迪什不時喊出一些命令，或者是奧托吹起一首德國小曲的口哨；但是，除了船閘發出的死氣沉沉的嘎吱聲和船槳擊水發出的此起彼伏的嘩啦聲，這個世界上好像什麼聲音都沒有了。每個男人都被不祥之感籠罩着。天色陰鬱，天空給人灰暗陰冷的感覺。上午大概有兩次，薩姆納不得不脫下褲子，把屁股掛在船舷上，對着水面噴出一堆東西來，或者只是水樣的稀便。奧托給他喝白蘭地，他感激地一飲而盡，然後又全都吐了出來。其他人看着這一切，沒有發表任何評論和諷刺。班農的死把他們的意志力都瓦解了，使他們困在與之相同卻又截然相反的恐懼中。
晚上，他們在浮冰邊緣支起了帶血跡的帳篷，努力把自己弄乾，然後再填飽肚子。接近午夜時分，蔚藍的夜色漸漸變濃，佈滿繁星的夜空變得更加絢麗。一小時後，光線變亮了。薩姆納汗出不止，不停地發抖，在一場不安的夢魘裏，一會兒清醒，一會兒迷糊。在他身邊，男人們的身體挨着身體，鼾聲如雷，好像羣牛對睡。帳篷裏的空氣像鐵一樣，讓他的臉頰和鼻子感到冰冷。他感到焦慮，恨不得驅散它。他的肉體因爲渴望那份缺席的藥物而疼痛發癢，他的思想開始漂移和旋轉。他記起從德里歸來時的孤獨旅程，在孟買他含羞受辱。當然，他還記得四月的倫敦。他想起自己在查令十字街住過的皮特·勞埃德的旅館：精液和雪茄煙散發的味道；妓女們和她們的顧客在夜裏發出的叫聲；鐵牀，油燈，破舊的安樂椅上會吐出馬毛，還沾上了熊油和瑪卡沙油。他嘴裏喫着豬排和豆子，靠着自己那不可靠的信用過活。有兩個星期，他每天早上都帶着他的學歷證書和一封過期的推薦信跑到醫院裏去。他常常坐在走廊裏等待着。在晚上，他會尋找來自貝爾法斯特或者戈爾韋的熟人——不算是好朋友，只是一些至少還記得他的人——卡拉漢、菲茲傑拉德、奧利裏和麥考爾。他們一起痛飲威士忌和麥芽酒，一起追憶往事。當他覺得時機合適了，他就會請求他們的幫助。他們告訴他可以去美國、莫斯科和巴西試一試，這些地方不會像本國這樣介意一個人的過去。那裏的人們更自由奔放，也更容易原諒一個人過去所犯下的錯誤——因爲這些地方的人自己犯的錯也不少。英格蘭不屬於他。他們告訴他，不再屬於他了。英格蘭太僵化、太嚴肅，他必須放棄。儘管他們相信他的故事，他們信任他，但是其他人卻不會這樣做。他們說話的語氣十分友好，甚至像是一種同志情誼，但是薩姆納可以感覺到他們其實希望他走開。他們對他的失敗額手稱慶，以此作爲對他們平庸的安慰。但是他們同時也深刻意識到：如果他們失去警惕，如果他們忘記自己的身份，或者忘記在爲誰服務，將會有何種災難降臨。他們在用薩姆納的屈辱給自己敲響警鐘。
晚上，他會服用阿片酊，然後走遍全城，直到自己疲倦至極，才能安然睡去。有一個晚上，他踉踉蹌蹌地沿福利特大街走着，經過坦普爾柵門[1]和法院。當他穿過人行橫道時，鞋跟輕輕叩擊着地面。他看到科爾賓筆直地向他走來，這使他很驚訝。他戴着戰爭勳章，穿着紅色制服，黑得像瀝青一樣的靴子被擦得光可鑑人。他跟另一個蓄着鬍子、穿着相似制服的年輕軍官正在交談。他們一起抽着雪茄，大笑着。薩姆納站在城堡門口的陰影裏，等着他們走過來。就在等待的時候，他想起科爾賓在軍事法庭上時的樣子——舉止隨意、漠不關心，並且非常自然。對，即便撒謊，他也表現得如此自然和真實，好像就是他的天賦一樣。無論撒謊與否，確實只是他一念之間的小事。薩姆納一想起那個場景，胸腔裏積聚的憤怒彷彿就要噴薄而出；他喉頭髮緊，雙腿肌肉僵硬；他開始顫抖。兩個軍官越走越近，有那麼一瞬間，他感覺自己彷彿靈魂出竅了——他的身體太弱小，已經無法承受他憤怒的想法。當他們一邊吸菸一邊笑着走過他的時候，薩姆納從門口走了出來，他拍了拍科爾賓帶有黃銅紐扣裝飾的肩膀。當科爾賓轉過頭時，他重重地一拳打在他的臉上。科爾賓失去平衡倒向一側，年輕軍官扔掉了雪茄，瞪着他。
“該死，怎麼回事？！”他說，“怎麼回事？！”
薩姆納沒有回答。他看着自己剛剛揍過的男人，才驚訝地發現那並不是科爾賓。他們年齡和身高相仿，但除此之外，他們幾乎毫無相似之處——頭髮、鬍子、身形和臉部特徵，就連制服都不一樣。薩姆納的憤怒一下子煙消雲散。他又變成了他自己，情緒又回到了自己的身體——回到深深的、真實的自責之中。
“我認錯人了，”他說，“我以爲你是科爾賓。”
“他媽的誰是科爾賓？”
“一個團級外科醫生”。
“哪個團？”
“步兵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