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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時常遇見安東的那座圖書館中，他也認識了另一個人，此人因爲其貌不揚，幾乎無法一下看出他的內涵。但不久之後，他不但看出他不同凡響，而且在他以後的餘生中，以只有對現已退休的音樂導師纔有的那種銘感的心情敬愛他。此人是約可伯斯神父，也許是本篤會中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了。那時他大約六十歲，是一個身材瘦小的長者，一個長而多筋的脖子上，長着一個鷂子似的腦袋。從正面看去，他臉上有着一種沉滯而沒有生氣的表情，因爲他很少抬頭向外張望；但從他的側面看來，有着強烈曲線的前額，深深的皺紋刻畫在他那尖銳的鷹鉤鼻樑上面，以及，雖然頗短，但樣子非常可愛的下顎，在在都顯示他有一種不含糊而有創意的性情。
這位沉靜的老人——順帶一提，面對熟人，卻又顯得活潑非常——有一張屬於他自己的書桌，擺在與圖書館大廳相隔的一個小小的房間裏面，這個修道院中雖然有着那樣多的無價寶書，但他似乎是其中唯一認真工作的學者。約瑟·克尼克之所以注意到約可伯斯神父其人，說起來還是由安東這個神學見習生偶然引起的。克尼克注意到，這位學者置放書桌的那個研究室，幾乎被視爲一個私人的領域，少數幾個使用圖書館的人，只有在必要時纔會涉足其中，而且會輕輕地踮起腳尖走路，深恐打擾到他——儘管這位埋首書中的神父，似乎根本旁若無人。不用說，入鄉隨俗，克尼克自然仿效了這種周到的克己辦法，進而與這位勤奮的老人保持一段侵犯不到的距離。
然而，有一天，安東拿一些書給約可伯斯神父時，克尼克注意到，這位青年在那敞開着的書房門前流連了一陣子，不時回頭凝望那位埋首工作的學者。安東的臉上露着一種仰慕之情，一種夾着有良好教養的青年有時對老弱婦孺表現的那種殷勤體貼與扶助的敬慕之情。克尼克的第一個反應是高興；這個景象的本身就是一種使人感到愉快的情景，顯而易見，安東能夠如此照顧年老之人而無任何物慾的痕跡，乃是一件難得的事情。隨後而來的是一個頗爲諷刺的心念，一個幾乎使克尼克感到羞愧的想法：這個機構的治學風氣真是差勁，竟使這唯一認真用功的學者被人當作一頭怪獸看待。雖然如此，但安東敬慕這位老人的神情卻也使克尼克睜開了眼睛，他由此察覺了這位飽學的神父其人。他自己也不時向這位老人瞥上一眼，看出他有着羅馬人的那種外形，由此而逐一發現到，約可伯斯神父似乎是一位心智和性格都很不凡的奇人。克尼克早已聽說他是一位歷史學家，在本篤會教史的研究方面，可以說是無出其右的最高權威了。
有一天，這位神父終於對他說話了。他的說話態度之中沒有老前輩那種故示仁慈和故裝和藹的語調，而那似乎是這個修道院的典型作風。他以一種謙遜、低下、近乎畏怯，但輕重合度的語氣，邀請約瑟於晚課完了之後到他的住處一敘。“你會在我身上看出，”他說，“既不是研究卡斯達裏歷史的專家，也不是擅長玻璃珠戲的能手。但是，正如目前似乎的一樣，我們這兩個如此不同的教會組織如今既在形成一種日漸密切的親善關係，我本人不但不想置身事外，而且樂於趁熱打鐵，乘你屈駕敝地之際不時向你請益。”
他的話說得非常嚴正，但他那種低下的語調，加上他那副蒼勁的面色，卻使他那種過於禮貌的語句產生了一語多義的微妙含意——從真誠懇切到挖苦諷刺，從恭敬謙下到愚弄嘲笑，從熱烈參與到滑稽打趣，如此等等，可說應有盡有，就像教廷兩位聖人或兩位王公大人相見，以不斷打躬作揖比賽彼此的禮貌和考驗彼此的耐性之時所見的一般。研究過中國語言和生活的約瑟·克尼克，對於這種優越混合着嘲諷和智慧混合着虛禮的作風，頗爲熟悉。他不但感到這種調調具有一種無比新鮮的趣味，同時明白到從他上次聽到這種語調——玻璃珠戲導師湯瑪斯等人對此都極拿手——至今已有相當時日。克尼克以銘感而又愉快的心情接受了神父的這種邀請。
那天晚上，克尼克拜訪了這位神父所住的頗爲偏僻的居處，那地方位於修道院一個靜僻邊廂的盡頭。他一腳踏入裏面的走道，正不知要敲哪一扇門時，忽聽一陣鋼琴之聲傳入他的耳鼓，使他頗感意外。那是蒲色爾所作的一支奏鳴曲，演奏得非常樸實，無什麼花巧，不僅乾淨利落，節奏也很完美。這陣純淨的樂音由室內傳出門外，它那種打從心底發出的快樂配合着優美甜蜜的三和音響，頓然使克尼克憶起了他在華爾茲爾與他的好友費羅蒙蒂以各種樂器演奏這類作品的時光。他等待着，靜靜地洗耳恭聽着，等待這支奏鳴曲奏完。在寂靜而又幽暗的過道中，它顯得那樣孤高，那樣脫俗，那樣勇敢，那樣純真，既如童稚，又似長上，就像一切優美的音樂在尚未改變的世間沉默之中所顯示的一樣。
克尼克敲了門。約可伯斯神父應了一聲“進來”，以他那種毫不做作的莊嚴聲調接待約瑟。兩支蠟燭仍在那架小小的鋼琴旁邊燃燒着。“是的，”約可伯斯神父答覆克尼克的詢問時說道，“我每晚彈琴半小時到一小時。我通常在天黑時停止日間的工作，睡前幾個鐘頭不讀書，不寫作。”
他倆談論音樂，談到蒲色爾，談到韓德爾，談到本篤會中的古代音樂傳統——在所有一切天主教組織中，該會是最熱心此道的一個。克尼克表示想知道該會的一點歷史梗概。談話由此逐漸熱絡起來，結果觸及了上百的問題。這位老神父的歷史知識似乎真是出人意料，但他坦白承認，卡斯達裏的歷史、卡斯達裏的觀念和組織，還沒有引起他的興趣。他說他幾乎還沒有研究卡斯達裏，但他卻又毫不掩飾他對卡斯達裏的批評態度，不但將它的“教會組織”視爲基督教模式的一種仿效，而且說那根本是一種褻瀆的模擬，因爲這個卡斯達裏教會組織，既無宗教信仰和上帝，又無教堂作爲它的基礎。克尼克恭恭敬敬地諦聽着，但他指出，關於上帝與教堂，除了本篤會和羅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觀念之外，不但也有成立的可能，而且還確確實實地存在着，因此，不論是否定其宗旨的純淨性，還是否認其對於人心所產生的深切影響，都是說不過去的。
“一點不錯，”約可伯斯說道，“毫無疑問，在這些當中，你想到了那些新教徒了。他們雖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但有時卻顯得非常勇敢，同時也出了一些模範人物。我曾用了幾年時間去研究他們所作的種種嘗試——嘗試調和基督教間互相敵視的宗派和教派，尤其是17世紀左右的那些宗派和教派，因爲我們發現，那個時期的名流，例如哲學家兼數學家的萊布尼茲和那位怪人新生道夫伯爵等人，都曾努力結合互不相容的兄弟教會。整個18世紀，儘管在批判方面往往顯得相當草率和膚淺，卻也留下了一部多彩多姿的知識史。我對那個時期的新教徒特別感到興趣。我發現他們中有一個人——一個很有才氣的語言學家，教師兼教育學家——斯華比亞地方的一個虔信派信徒——他的道德影響，單就有明顯跡象可求的情況而言，就垂及到他死後的兩百餘年之久。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暫且不表。且讓我們回到真正教會的合法傳承和歷史任務的問題上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