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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但也有不少跡象顯示他確也喜歡這位朋友。就我們所知的情形而言，克尼克之所以對他發生興趣，並不只是因爲後者具有卓越的才能，突出的風采和悟性——尤其是對一切珠戲問題的敏悟能力。克尼克特別感到興趣的，不僅是他這位朋友的長處，還有他的缺點，他的多病，使得其他華爾茲爾人感到煩惱且往往難以忍受的那些特性。這個怪人是個十足的卡斯達里人。他的整個生活情調，雖非外人所可想象，但與卡斯達裏的文化氣氛和水準卻完全一致，若非他的性情太怪且過於難以相處的話，“卡城驕子”這個綽號對他倒是名實相當。可惜這個驕子簡直無法與他的同伴相處；他在他的同伴面前跟在他的長官面前一樣不受歡迎。他經常打擾別人，一再侵犯他人，因此，如果不是他這位細心朋友給他堅定的保護和引導的話，他早就毀在他自己的手裏了。因爲，他被指爲病態的地方，大體上只是一種缺陷、一種性格上的弱點、一種強固的執拗。他的態度與行爲完全屬於個人主義，與教會制度根本不相爲謀。他適應教會組織的生活，只是勉強合乎此種制度的要求而已。
作爲一個卡斯達里人，他是一盞良好的燈，甚至是一盞光燦的明燈，因爲，他不但有多方面的心智，對學術與珠戲兩者都很積極，而且能夠不眠不休地苦幹實幹；可惜他在性格上，在對教會組織與德育所持的態度方面，縱然不是一個十分低劣，也可算是一個非常平庸的卡斯達里人了。他的最大缺陷是經常輕忽打坐的工夫，從來不肯認真實行。實在說來，打坐的目的就在使人適應教會生活，並且，如加以適當運用，也許早就治好他的神經衰弱症了。由於打坐對他絕對有益，因此，每過一段行爲不良、過於興奮，或心情抑鬱的時間之後，他的上級都要他在嚴格的監督之下依照規定實行打坐，以爲鍛鍊。即連性情敦厚，寬於待人如克尼克那樣的人，也不得不時常採用這個辦法，藉以培植他的定力。毫無疑問的是：德古拉略斯是個十分任性、脾氣執拗而又不肯合羣的人物。他經常賣弄他的知識和學問。他一旦戴上高帽子，就會變得得意忘形，而顯得才情煥發、口不饒人，靈思泉湧、大言不慚。但基本上，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傢伙，因爲他從來不肯接受矯治；對於和衷共濟，以及個人與團體的關係，他根本不管。他只愛他的自由，永遠處於學生的狀態，寧願一輩子做那尾大不掉的獨行客、有才能的愚人和虛無主義者，也不肯走順從教會組織、以求安靜的路子。他對安靜滿不在乎，對於教會組織毫無敬意，對於申訴和孤立，也是心不在焉。不用說，在一個重視和諧和秩序的團體裏，他確是一個礙手礙腳、難以融化的分子。然而，雖有這種難以同化的麻煩，但在這樣一個注重整潔的小世界中，他卻是不安生命的一股永恆清泉、一種責備、一種諫言和警告，激發新穎、大膽、禁忌、無畏意念的一種警策，牧羣之中一頭頑固不化的山羊。因此，在我們看來，這就是他的朋友克尼克之所以愛惜他的根本原因。
當然，克尼克對德古拉略斯的友誼，總是含有一些憐憫的成分。他爲這位朋友所具的那種隱含危機，往往不快的狀態，付出了一份道義之交的感情。但是，如果僅憑此點的話，克尼克一旦肩負重職而爲工作、任務，以及責任所累之後，此種友誼就不足以維持了。我們認爲，德古拉略斯對於克尼克的重要性，實在並不亞於戴山諾利和約可伯斯神父。尤甚於此的是，他在克尼克的生活中，正如另外兩位一樣，乃是一個有力的要素，一扇展望新境界的小小門窗。我們認爲，克尼克在這位奇特的朋友身上感到了一種典型的特色。隨着歲月的增長，他逐漸明白到：這是一個尚未出現的典型——除了德古拉略斯。因爲，卡斯達裏的生活如果沒有新境遇、新力量注入新生命的話，德古拉略斯可能就成了卡斯達里人的一個前兆了。跟絕大多數的孤獨天才一樣，德古拉略斯也是一個先驅。實際上，他是活在一個雖然尚未存在，但將來可能出現的卡斯達裏之中，活在一個雖仍遠離俗世，但內部已因老邁、已因靜坐德育的鬆懈而日漸退化的卡斯達裏之中，活在一個心智仍可高翔、仍可專誠致志於崇高目標的卡斯達裏之中——但這個已有高度發展、自由翱翔的知性文化，除了以自高自大的心態欣賞它那嬌生慣養的成員之外，已經不再含有任何目標了。克尼克看出德古拉略斯一身而兼兩個特點：既是卡斯達裏培植出來的微妙才華的具體化身，又是此等才能的失德、墮落的一個先兆。職是之故，若要避免卡斯達裏淪爲滿布德古拉略斯族類的夢魘之境，應該採取適當措施了。
此種危險雖然仍頗遙遠，但已出現了。正如克尼克所知的一樣，只要卡斯達裏將它那貴族式的孤立圍牆築高一點，只要讓教會組織的紀律鬆弛一點，只要將教士的德育降低一點，那麼，德古拉略斯就會不再是一個怪人了；那樣的話，他就變成一個頹墮的卡斯達裏的原始典型了。克尼克導師的深切洞察，他所關切的一切根源，乃是：此種頹廢的潛在勢力已經形成了。此種敗落的傾向已經存在了，實在說來，已經展開了。關於此點，假如這個未來的卡斯達里人，如果沒有活在他的身邊，如果對他沒有如此適切的認識，他也許要很遲纔會明白，也許永遠沒有明白的一天。克尼克的敏銳本能使他感到，德古拉略斯是個危險的信號，就如一位很有悟性的醫生看出第一個得了某種新奇病症的患者一般。而德古拉略斯又絕對不是個泛泛之輩；他是一個貴族，一個才華出衆的人物。即將落在這位先驅人物德古拉略斯身上的此種怪病，萬一因爲傳播開來，改變整個卡斯達里人的形象；這個學區和教會組織，萬一有了潛伏其中的那種退化的病態模樣的話，那麼，這些未來的卡斯達里人，可就不全都是德古拉略斯其人了？畢竟說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他那種難得的才能，他那種憂鬱的性情，他那種閃爍的熱度和絕妙的藝術手法；相反的，他們大都將會只有他那消極的一面：他那不可信賴的特性、他那浪費才能的傾向、他那缺乏紀律或沒有團體意識的性情。在焦慮不安的時候，克尼克似乎曾經有過此種陰暗的預感；因此，不用說，他必然費了很大的精神，才能克服心頭的這些暗影——部分以靜坐爲法門，部分以積極工作爲手段。
德古拉略斯這個案例，爲克尼克嘗試以直接面對的辦法克服病態心理和脾氣障礙提出了一個頗有教益的範例。如果不是克尼克加以細心的觀察並予適當的引導，他這位危險的朋友可能早就遭逢可悲的命運了。尤甚於此的是，他必然會爲珠戲學園帶來無止境的紛亂。就這樣，佛瑞滋自從成了一名英才分子之後，就已引起了不少這類的傾軋。這位導師運用巧妙的手段，一面使他這位朋友保持可以讓人容忍的狀態，同時爲了珠戲運用他的天賦，展露他在這方面的長才。他永不厭倦地以耐心用這位朋友的長處克服他的怪癖，在應付人際關係的技巧方面，實在可以稱之爲傑作或絕招。順便在此一提的是，如果將克尼克任內所主持的珠戲年會的風格特色做一個切實的分析，那將是一個很好的計劃，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發現（我們非常樂意向某些珠戲史家推薦這個工作）。這些如此莊嚴而又散發着可喜靈思和系統公式的火花，在韻律上如此光彩、如此富於創意，絕非自鳴得意的絕技可比擬的年會，它們的背後意念、它們的發展，以及它們那一系列靜坐觀想的見地，悉皆歸功於克尼克的運思，而珠戲技術上的精微修飾和次要細節的處理，則多半是與他合作的夥伴德古拉略斯的工作。對於後代而言，縱然是這些競賽會被人遺忘了，克尼克的生平和工作也不會失去它們的吸引力和適當性。但，我們感到非常幸運的是，所有這些，已跟其他一切正式珠戲一樣，不但都被記錄、保存了下來，而且，並不只是埋葬在檔案室裏而已，還在我們的聖傳中活到今天，受到青年人的研究學習，被許多珠戲講習班和研習會奉爲寶貴的範例。而他的合作者的名字，也跟着流傳了下來，倘非如此的話，早就被人忘得一乾二淨了，頂多也只是往昔許多逸聞趣事之中的一個怪異的影子人物罷了。
克尼克就這樣設法爲他這位倔強難化的朋友佛瑞滋安排了一個位置，給了他一個能夠有效工作的範圍，因而，不但充實了華爾茲爾的歷史和文化，同時也使他這位朋友在世人的記憶中獲得了某種程度的不朽。順便在此一提的是，這位偉大的教育家，對於他對這位朋友所發生的教育影響及其真正基礎，頗有所知。這個基礎，就是他的朋友對他的愛戴和敬慕之情。如前所述，這位導師的和睦個性，他那與生俱來的駕馭意識，幾乎一開始就使他贏得了其他許許多多同輩和學生的好感，以致使他在維持他的權威地位方面，倚重此種特點更勝於運用他的職權——因爲他有的是仁慈而又溫和的性情。他可以非常精確地感覺到一句善言問候或欣賞、一句退讓或輕視之言的效果如何。很久以後，據他的一個十分熱情的學生表示，某次，克尼克在課堂上和研習會中對他一句話也不說，就好像他根本沒有見到他一般，完全無視他的存在——並且表示，在他求學的那幾年所受的處罰中，以這一招最難忍受，但也最爲有效。
我們之所以認爲上述的回顧工作不可或缺，是希望我們的讀者能夠在克尼克的性格中體會到兩個相反的傾向。讀者既已跟着我們的敘述到了克尼克的卓著生平的這個頂峯時期，接着就要預備面對它的最後幾個階段了。在他生活中所顯示的這兩個傾向或相反性格——它所顯示的陰面與陽面——一方面是他對於忠於並毫無保留地奉事教會組織所顯示的保守傾向，而另一方面則是他對“覺醒”和體會實相所顯示的進步傾向。對於扮演信徒和忠僕的約瑟·克尼克而言，教會組織、卡斯達裏、玻璃珠戲，都是不可侵犯的聖物。就其所扮演之覺悟的、有慧眼的、開拓者的角色而言，所有這些，不論價值如何，都是已經完全成熟的制度，而它們的奮鬥早已成了過去，故而也都有着老化、乏力，以及衰頹的危機。儘管支持它們的那個理念在他心中一直保持着神聖不可侵犯的狀態，但他也已體會到那個理念所撐持的這些特別形態，也是無常多變、容易腐敗、需要批評的。他所奉事的這個心智社團，它的力量和理性，都是他所敬服的；但他認爲，如果將它本身的存在視爲一切的一切，無視它對整個國家和外界的義務，那將是一種極爲冒險的做法。如果這樣繼續下去，逐漸與整體的生命脫離關係，無疑的，勢非招致落敗的命運不可。早在若干年前，他對這種危機就有了預感；這就是他何以總是那樣遲疑不決，不敢貿然毫無保留地獻身玻璃珠戲的原因。這個問題，甚至是在他勇敢地爲卡斯達裏辯護的時候，在他與那些修道士，尤其是在他與約可伯斯神父討論的當兒，就以較大的勢力在他的心頭騷動了。打從他返回華爾茲爾就任珠戲導師之職之後，他就經常看到這個危機的顯著徵候，在他自己的部屬和其他部門的許多官員之間、在那些很有知識但頗爲傲慢的英才專家當中，以及在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那種非常感人但頗難纏的性格上面出現了。
他在就任導師之職、度過艱辛的第一年之後，恢復了他的歷史研究工作。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睜開眼睛檢討卡斯達裏的歷史，沒用多久工夫就已感到：事情的發展並不如這個學區的居民所想的那麼順當。卡斯達裏與外界的關係，它與全國生活、政治，以及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一直在衰退之中，已有數十年之久。雖然，在教育與文化問題方面，聯邦會議仍然就教於教育委員會，這個教學區域依然以優秀的教師供應全國，並對一切學術問題表示意見，但所有這些事情，早已成了一種例行公事和機械模式了。出身卡斯達裏各科英才學校的青年，對於extra muros（校外）教學工作，如今愈來愈不熱心，愈來愈少自告奮勇了。全國各地的朝野人士亦愈來愈少向卡斯達裏叩教了——而在此之前，卡斯達裏的意見，曾被外界視爲法律等等事項的重要範例而加以援引和聽受。如果將卡斯達裏的文化水準與整個全國的教化程度做一個對比研究的話，顯而易見，這兩者不但沒有互相接近，反而背道而馳。卡斯達裏的知識教育愈是受到過度特殊化的培植，俗世對這個學區就顯得愈是不相聞問，愈是不將它視爲一種必備之物，一種每天必喫的麪包，愈是將它視爲一種外來的異物，好似一件值得向人誇耀的珍貴古董，雖然不願白白丟掉，但卻因爲缺乏實用價值而束之高閣。對於此種情形不甚瞭然的外人，雖將那種心智發展、道德教化，以及自我意識歸功於卡斯達裏，但所有這些，已在實際生活之中失卻生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