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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對於這個教學區域的興趣,對於它的教育設施,尤其是對於玻璃珠戲所寄予的欣賞之情,像卡斯達里人對於全國人民的生活和命運所寄予的同情之心,也都在不斷的低落之中。克尼克早就體會到,此種彼此缺乏興趣的悲劇,咎在雙方,而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他身在珠戲學園擔任珠戲導師,所面對的完全是卡斯達里人和珠戲專家。因此之故,他才愈來愈勤於初級的課程,愈來愈想接近幼年的學生——因爲,他們的年紀愈小,與整個生活和外界的關係也愈密切,所受的壓制、訓練,以及殊化的程度也就愈少。他對世間、對人民、對那種無思無慮的生活,時常感到一種狂熱的嚮往之情——認爲這樣的生趣仍然存在於他所不知的那個世界之中。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也不時爲此種嚮往之情,此種空虛之感所動,而渴望生活在比這遠爲清淨的空氣之中。對於這個問題,教育委員會亦頗熟悉,至少它也不時尋求解決的辦法,譬如加強體操和遊戲,推行各種手藝和園藝的實驗,如此等等。假如我們的觀察沒錯的話,教會組織董事會最近有了一種傾向,放棄某些過於精細的專業課目,藉以強化靜坐的練習。縱然不是命運的懷疑者或先知,縱然不是教會的叛離分子,也可以承認克尼克的看法是對的,因爲他在距今很久之前就已看出:我們這個複雜而又敏感的共和國器官,已經成了一種老邁的組織,已有不少方面亟需更新了。
如前所述,我們發現,就任導師之職後第二年,他曾恢復歷史研究的工作。除了探索卡斯達裏的歷史外,他曾利用不少餘暇拜讀約可伯斯神父所寫與本篤會史有關的各種篇章和專論。並且,他不但找機會抒發他對某些歷史問題的看法,而且在與杜布瓦先生和科柏漢的一位語言學家(此人身爲教育委員會祕書,故能經常與會)交談的時候再度引發他對歷史的興趣。對他而言,這種交談不但是一種賞心樂事,同時也是一種令人鼓舞的休閒活動,因爲在他日常所見的同事之間,就是缺乏此種機會。實在說來,在這些同事之中,一個漠視歷史問題的具體人物,就是他的朋友佛瑞滋其人。我們在許多資料裏面發現一紙談話筆記,德古拉略斯在這次談話中硬是主張:歷史完全不是卡斯達里人宜於研究的科目。
“當然,談到歷史詮釋,談到歷史哲學,人們不妨出之以機智的、諧趣的,甚至情緒的語氣——只要有其必要,”他如此宣稱,“談論歷史哲學,跟談其他哲學一樣,其中自有不少趣味,因此,如果有人願意以此自娛,我自然沒有理由反對。不過,這種玩意的本身,這種娛樂的話題——歷史,是一種既陳舊又不祥、既可怖又沉悶的遊戲。我真不懂,何以有人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它上面。它的唯一內容,只是人類的自大和權力的鬥爭。從事此種爭鬥的人,總會高估它的身價,總會歌頌他們本身的那種事業——但他們所追求的,只是那種殘暴的、獸性的、物質的權力——不是卡斯達里人心中所想的一種東西,縱然想到,也不會將它看在眼裏。世間的歷史,只不過是一連串弱肉強食的枯燥記述而已。將真實的歷史,亦即沒有時間性的心靈歷史,與這種老朽的、愚蠢的權力鬥爭,與在光天化日之下爭一席之地的爬藤相提並論,這種事情的本身,就已背叛了這種活生生的精神,更別說是將兩者扯在一起,企圖以此釋彼了。這使我想到一個在19或20世紀相當流行的一個宗派,因爲它的成員真的相信:古代人民所以奉獻犧牲、崇拜神祇、建立神殿,以及傳播神話,乃至做其他種種愉快的事情,顯然都是由於食物或工作不足或過多的關係,顯然都是由於工資和糧價不太平衡的結果。換句話說,他們相信,藝術與宗教只是一些表面的裝飾而已,所謂高居人類之上的那種觀念,所關注的問題,亦只是飢餓和飲食罷了。”
克尼克耐着性子聽他滔滔不絕把這一席話講完,然後謹慎地問道:“思想、文化,以及藝術的歷史,與其他的歷史之間,難道也沒有某種關係麼?”
“絕無關係,”他的朋友叫道,“那正是我要否定的一點。世間的歷史,只是與時代所作的一種競走,只是爲了求利,爲了抓權,爲了掠奪財寶而做的一種打劫。凡是手握實力、好運當頭,或當利不讓的人,都不會錯過他的機會。思想、文化,以及藝術的造詣,與此正好相反。它們總是擺脫時間的奴役,從人類的本能糞坑和懶散泥淖掙脫出來,登上一個更高的層次,進入恆常不變,不受時間束縛的神聖境地。它們是完全非歷史的,反歷史的。”對於這個論題,克尼克讓德古拉略斯繼續了一會兒,對他的誇張之詞以一笑置之,而後平靜地以如下的評述爲這次對話做了一個結語:“你的愛好文化和心靈產物,對你是一種頗爲光彩的事情。但要曉得,文化的創造並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樣可由我們充分參與的事情。柏拉圖的對話錄,或以薩克的合唱曲——所有一切我們稱之爲心靈產物、藝術作品,或具象精神的東西——都是爲了追求淨化和解脫而作的一種奮鬥結果。借用你的話說,它們都是擺脫時間的奴役,進入自在永恆之境的東西,而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之下——此類作品裏面的上乘之作,都是洗盡鉛華,淘盡煩惱渣滓的純精上品。我們能有此類作品,是非常幸運的事,不用說,我們卡斯達里人幾乎完全爲它們而活;我們所剩的唯一創造工作,就在保存它們。我們永恆活在這些作品具體表現的那種超越時空和衝突的境界裏面,而對這些作品,若非爲了它們,我們就一無所知。而我們更上一層樓,進入純粹心靈的或純粹抽象的境界——假如你喜歡這麼說的話:在我們的玻璃珠戲中,我們將聖哲和藝術家們的那些作品分解成爲它們的組成要素,從它們裏面求出組合的規則和模式,而後搬弄這些抽象概念,就像搬弄積木一般。當然,這一切都是很好的;否則的話,就不會有人爭論了。但要曉得,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一輩子完全呼吸和喫喝抽象概念而不做別的。歷史對於華爾茲爾的教師感到值得一試的事情具有重大的支配力:它可以處理現實問題。抽象符號是很美的東西,但我認爲,生而爲人,也得呼吸空氣,也得喫些東西纔行。”
克尼克經常抽空去看衰老的前任音樂導師。這位可敬的老人,儘管體力日漸衰退,並且久已喪失言語的習慣,但精神卻一直保持澄明安靜的狀態。他並沒有生病,而他的死亡也只是一種漸進的精神化,一種肉體物質和功能上的逐漸消減,因此,他的生命力也就逐漸向他的兩眼和他那副雖在消瘦但仍有光彩的面部集中。在蒙特坡大部分居民的眼中,這已是大家熟知、敬重的景象。只有克尼克、費羅蒙蒂,以及年輕的彼特洛斯少數幾個人,有幸沐浴於這種落日餘暉和逐漸淡化的純潔無私的生命慈光之中。他們這幾個人,首先調適心情,然後步入老人坐着的小室,如此便順利地走進靈魂脫離肉身的這種柔和光輝之中,隨着老人靜靜地趨向完美之境。他們就在此種極樂的時刻逗留於這個靈魂的透明氛圍裏面,猶如處身於一種無形的輻射之間,諦聽那種脫俗的神祕音樂,而後帶着清淨的心情和充足的精神恢復日常的生活,就像從一座高山的絕頂上面返回一般。
一天,克尼克收到他的訃聞。他匆匆趕到蒙特坡,看到老人躺在牀上,據說是安然而逝,瘦小的面孔皺成了一幅沉默的古字和奇異的花紋,成了一幅雖不再可讀,但仍傳達微笑和極樂的魔術圖案。克尼克接在現任音樂導師和費羅蒙蒂後面發表致哀之詞,他既沒有歌頌這位已有所晤的音樂聖哲,也沒有表彰這位師表的偉大之處,更沒有以他是卡斯達裏最高統治階層的最老成員而讚揚他的仁慈和智慧。他只說到這位老人垂暮和逝世的從容之情,只是談談這位老人精神的不朽之美,因爲這些都曾透過他本人傳達給與他老人家共享最後時光的朋友。
我們從克尼克的幾份供述中得知,他本想爲這位前任導師寫傳,但因公務纏身,使他無暇顧及此事。他已習於剋制自己的私慾了。其次,他曾對他的一名教師表示:“可惜,你們學生猶未完全明白你們的生活是多麼快樂和富裕。不過,我做學生時也沒什麼兩樣。我們研究、工作,不浪費太多時間,以爲這樣就可以自稱勤學、用功——但我們幾乎不曉得我們能夠做到的一切,不知道利用我們的自由所能辦到的一切。而後,我們突然接到教階組織的徵召,上級需要我們了,要派給我們一個教職、一個任務、一個崗位,從此升了一級,沒想到自身陷入了公務的羅網,愈想活動,困得愈緊。雖然,所有這些工作的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一樁樁、一件件,都得在適當的時候完成,而每天的工作卻又多於辦公的時間。那也只好接受了;我們不想與衆不同,但是,假如我們想到,在教室、檔案室、祕書處、醫務所、會議室,以及公差之間——只要我們想到我們曾經擁有和已經錯失的自由——自選工作的自由、隨意研究的自由,我們不但會非常渴望那些日子,而且會作如是想:我們若能再有那樣的自由,一定要充分享受它的樂趣,充分發揮它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