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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像我們卡斯達裏這樣的機構，一個從事心智工作的小小區域，難免會有內內外外的危機。內在的危機，至少是其中的若干部分，都是我們熟知的了；我們不但經常注意它們，而且採取了必要的措施。我們之所以經常將已覈准進入英才學校的學子打發回去，就因爲我們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難以根除的積習和衝動，以免他們因爲不能適應我們這個社團而危及到它。我們相信，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只是因爲不能適應卡斯達裏的生活方式而已，並不是低於一般水準的次級人類，因此，他們一旦回到俗世後，就因能夠找到比較合適的環境而發展成爲有用的幹才。單就此點而言，我們的做法已證實了它的價值，而就整個大體來說，我們的社團可說不但保持它的尊嚴和自律，同時也執行它爲了經常補充一種心智上的貴族而做的工作。大概說來，卑鄙齷齪和不求上進的人，在我們當中只佔一個不值擔憂的比例而已。
可在我們教會組織成員中見到的那種妄自尊大，頗爲可厭。我指的是那種高層階級的傲慢，不但是每一個貴族易犯的毛病，同時也是每一個特權集團受到指控的原因——不論有理沒理。社會史已顯示一種不變的傾向，以某種貴族的形成爲那個社會發展的頂峯和極致。可能的情形似乎是，人們對於社會化所做的一切努力，大都皆以優者主政的某種貴族制度爲其理想，縱然行不通，亦不在意。自古以來，大凡大權在握的人——不論是國王還是某種幕後集團——莫不樂意以保護和賜予特權的方式促成貴族的崛起。這已是成了常規的辦法，不論那個貴族的性質爲何：不論出於政治地位、血統門第，還是出於選舉和教育程度，都是一樣。得勢的貴族總是如沐春風般地曬着太陽；但過了發展的某個階段之後，它的陽光地位，它的特權狀態，總會因爲受到某種誘惑而走上腐敗的道路。現在，我們假如將我們的教會組織視爲一種貴族，嘗試對我們本身做一番自我檢討，看看我們獲得今日的特殊地位，對於整個民族和整個世界究竟做了一些什麼？我們對於貴族特有的毛病——過分的傲慢、自大，階級地位的驕縱、自負，自以爲是的欺妄、僞善，只顧自利的剝削、營私，已經受了怎樣的感染？假如我們來上這樣一種自我檢討的話，也許會被許多疑惑嚇上一跳。現今的卡斯達里人，雖可服從教會的規矩，力求上進，培養性靈，但對於他在國家組織裏面的地位，對於他在人間與世界歷史之中的處境，豈非往往缺乏應有的認識？他明白他的生存基礎麼？他知道他自己是一個生命機體的一片葉子、一枝花朵、一根枝條或根莖麼？他對國家爲他所做的犧牲——給他飲食和服裝，供他上學和研究——又有何體認麼？還有，他對我們這種特殊地位的意義非常關切麼？他對我們教會組織和生活的宗旨有無真實的概念？
就算有的是例外，許許多多值得讚美的例外。雖然如此，但對所有這一切的問題，我仍然禁不住要用一個“否”字予以作答。一般的卡斯達里人雖然不致用輕視、嫉妒，或惡意的眼色看待不是學者的世俗之人，但也不會將他看作一位兄弟，更不會將他看作一個僱主，而對於世間發生的事故，更沒有些微分擔責任的心理。對他而言，他的生活旨趣似乎就是爲了學術而學術，甚至只是在一種混充世界文化的文化花園裏散步消消遣而已。簡而言之，我們這種卡斯達裏文化，看來雖頗崇高而又富於貴族氣質，而我對它亦感恩不淺；但對與它相關的絕大多數人而言，卻不像他們所演奏的一種大風琴，既不能積極地向着目標前進，又不能服務於比它本身更大或更深的東西。相反地，它卻有些自贊自誇，自命清高，爲培養知識偏才而自鳴得意的傾向。我知道有不少卡斯達里人，他們不但正直無偏，而且確有爲人服務的意願。我指的是在我們這種教育制度之下培養出來的師資，他們走出我們這個氣候宜人而知識繁複的區域，到遙遠的窮鄉僻壤，從事公而忘私的服務，做無法估計的奉獻。實在說來，只有這些教師，纔是我們當中真正腳踏實地推展卡斯達裏宗旨的志士。我們只是以他們的工作回報我們從國家獲得的許多恩典。就算我們每一個教會兄弟都知道我們的無上神聖任務在於保存我們這個國家和我們這個世界的知識基礎，就算這個基礎已經證明爲一種最有效益的道德要素——因爲它是正義以及其他許多事情賴以建立的那種真理之感，但是，假如我們將本身的真情做一番檢討的話，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將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並沒有將照顧人間的福利和保持我們這個清淨學區裏外知識上的誠實和純潔視爲首要的任務。實在說來，我們都以爲這事對我們無關宏旨。我們毫不遲疑地將這件事情留給那些在外面以自我犧牲的方式替我們向世人償債的教師們去做，好讓我們這些享受特權的珠戲選手、天文學家、音樂學家，以及數理學家，多多少少能夠心安理得地接受此種待遇。我們之所以不太在意我們的特權是否以我們的成就爭取而來，就在上面所說的那種狂妄自大和優越心態。即使我們的節儉生活之道系由教會組織所規定，但我們中仍有不少人以此自誇，就好像那是我們純粹爲了節儉而行的一種美德，而不是爲了感謝使我們卡斯達裏式的生活得以實行的國家所作的一種表示。
我想我只要略略提及一下這些內在的缺陷和危機，也就夠了。它們並非微不足道——儘管平時尚不致危及我們的生存。但要曉得，我們卡斯達里人不但倚仗我們本身的德行和理性，同時也仰賴國家的情況和人民的意願。我們喫自己的麪包，用自己的圖書館，擴展我們的學校和檔案室——但是，假如國家一旦不再願意委託此事，或者受到貧窮、戰爭等類的打擊，那麼，我們的生活和研究一下就完蛋了。有一天，我們的國家也許會認定它的卡斯達裏和我們的文化是一種奢侈品而不再支持。那樣的話，它不但不會再以我們爲榮，甚至還會將我們看成一羣有害無益的寄生蟲、騙子，乃至敵人。下面是威脅我們的外在危機。
爲了將這些危機做一具體的描述，我也許得從歷史引些例證。每當我與一般的卡斯達里人談話時，我總會碰到一些消極的反抗——一種近乎幼稚的無知和冷漠。衆所周知，我們卡斯達里人對於世界歷史的興趣極爲微弱。實際說來，對於歷史，我們大多數人不但缺乏興趣，而且沒有敬意。我不妨說，我們對它有欠公平。此種感覺——對於世界歷史抱持冷漠而又傲慢的混合態度——經我多年的追根研究之後發現，出於兩個原因：其一，歷史的內容給我們一種頗爲卑劣的印象——我指的不是知識與文化史，當然，那是屬於我們範圍之內的事。假如我們對於世界歷史有什麼看法的話，我們認爲它所記述的只是權力、貨物、土地、原料、金錢的爭奪——簡而言之，只不過是與心靈境界相距甚遠、故而不屑一顧的物質和種種東西的爭奪而已。對於我們而言，17世紀乃是笛卡兒、巴斯卡、佛羅柏格，而不是克倫威爾或路易十四的時代。
我們厭惡歷史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對於曾在我們教會組織成立之前的那個墮落時期頗爲流行的那種歷史著作，一向抱持傳統的、故而也是合法的懷疑態度。由此而來的結果是，我們對於那種所謂的歷史哲學——黑格爾是位最出色、最危險的代表——沒有一點信心。到了下一世紀，它不但大大地歪曲了歷史，同時也破壞了一切真理的探求。在我們看來，偏向此種虛假的歷史哲學，乃是知識墮落和政治鬥爭時代——我們有時稱作“戰爭世紀”、屢屢稱爲“副刊時代”——所具的主要特色之一。我們現今的文化、教會組織與卡斯達裏，就是從那個時代的廢墟之中屹立起來，就是從與它那種錯亂或瘋狂相抗而結果失敗的鬥爭之中站立起來。
然而，我們的知識卻傲慢地表示，我們面對世界的歷史，尤其是面對現代世界的歷史，心情上跟早期基督教的隱士和修士面對那偉大的theatrum mundi（世界舞臺）頗爲相似。對我們而言，歷史是本能與時尚，是嗜慾、貪慾、權欲，是肉慾、暴力、破壞，以及戰爭，是野心的部長、腐敗的將軍，以及被炸都市的一種鬥技場，而我們又頗善忘的是：這只不過是它的許多方面之一而已。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忘記了我們本身也是歷史的一個部分，也是成長的一種產物，因此，一旦失卻繼續成長和轉變的能力，就得面對毀滅的命運。我們本身既然也是歷史，就得爲世界歷史和我們的處身其中分擔責任。然而，我們對於此種責任卻茫無所知，實在嚴重。
且讓我們一窺我們本身的歷史，一窺現在這個學區建立的時期，一窺我們自己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情形。我們的教會只是其中的一種——當下即可看出，我們的聖秩制度和我們的故國——我們所愛的卡斯達裏，絕不是由像我們一樣以超然於世界歷史爲榮的人們所建立的。我們的前輩和開山祖師們，系在戰爭時代末期的殘破世界之中展開他們的工作。我們官方對於那個時代——大概始於所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作的解釋，幾乎全是一偏之見或一面之詞。我們解釋說，心智工作在那個時代不受重視；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們將心智的本身視爲一種低劣的武器，只是偶爾用用而已。我們說此種態度是“副刊”腐敗的一種後果。
說得好——那個時期的反知性而重獸性，如今看來，可謂如在目前。我稱那爲反知性，無意否定它在心智與方法學方面所做的重大貢獻。只是，我們在卡斯達裏接受教育的人，多以真理的追求衡量知識的要義，而當時所顯示的那種知識與真理的追求似乎並無共通的地方。不幸的是，那個時代沒有堅定的道德秩序用以對付由於人口迅速膨脹所導致的鉅變和混亂。那時所剩的一點道德秩序都被當時的標語口號壓倒了。而那些鬥爭亦在它們本身之間形成了怪異而又可怖的衝突。跟四個世紀之前由路德導致的那個教會分裂時期一樣，整個世界都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到處都有戰線形成；到處都是壁壘分明，互不相容：老年與青年互鬥，祖國與人道相爭，赤色與白色廝殺。對於那種赤、白標記的機勢和力量，對於那些戰鬥呼號的真意，如今的我們已不再能夠重建了，更別說是理解和共鳴了。我們發現，就跟路德時代所見的一樣，整個歐洲，可說是大半個世界，都可見到教徒與異端之間，青年與老年之間，過去的擁護者與未來的支持者之間，都在不顧一切地彼此火拼。他們的戰線往往突破邊界、國家，以及家族的範圍。我們不妨相信的是，對於絕大多數的戰士本身而言，至少是對他們的領袖而言，所有這一切莫不皆有高度的意義，正如我們無法否定的是，爲這些衝突發言的許多人士，莫不皆有一些堅實的信念，莫不皆有一些理想觀念——正如當時的人們所說的一樣。到處都是戰鬥、殺戮、破壞，雙方都說他們是替天行道，都說是爲了上帝而打擊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