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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高度熱情，激烈憎恨，而且完全無法形容的野蠻時代，已被我們忘得一乾二淨了。這真是難以理解的事，因爲它與我們一切制度的起源曾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曾是這些制度成立的基礎和原因。一位諷刺家也許可將這種記憶的喪失比作那些暴發戶冒險家的健忘：一旦爭得貴族的標記之後，便把他們原有的出生和家系置諸腦後了。
且讓我們繼續將那些戰爭樣的時期稍稍敘述一下。我曾讀過它們的許多文獻，但我的興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國家和被摧毀的都市，而是在於當時知識分子的態度。他們面臨的是一種艱苦的時代，多半難以苟延殘喘。學者和教士間皆有因此而以身相殉的人，而此種殉身的範例，即使在那個已經習慣於殘暴的時期，亦非完全沒有一些影響。尤其於此的是，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向那個暴力時代的壓力低頭了。有些人豎起白旗之後，便以他們的才能、知識，以及技術聽候當時的統治者發落——且讓我們溫習一下麻薩磯地共和國（the Republic 0f the Massaetes）一位大學教授所說的一句名言：“一加二等於幾？只有將軍閣下，而非全體教授，可以斟酌決定。”其他的人則以一種合理的安全方式盡力奮鬥，發表抗議文章。根據柴根豪斯報道，當時，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所籤這類的抗議書、警告書、講理書等，單是一年之間，就有兩百多篇——實際的數字可能還不止此。但絕大多數的人，不但學會了緘口的妙訣，同時也學到了忍飢耐寒、乞食避警的辦法。他們英年早逝，受到生者的羨慕。自取其命者，不計其數。不用說，身爲學者或作家，既無樂趣可言，亦非榮譽之事；投身統治者，設計標語口號的人，雖然有官可做，有飯可喫，但不僅吞盡同類上司的窩囊之氣，免不了還得受自己良心的責備；不願卑顏屈膝的人，只有忍飢挨凍的一途，不得已鋌而走險，淪爲盜匪之類，不是死於非命，就是受到放逐。一種殘忍無情、令人難以置信的大掃除，於焉展開。未爲當道與戰爭直接服務的科學研究工作，很快就銷聲匿跡了。整個的教育制度，亦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大國的歷史，凡是照它本身法則寫出的篇章，都會受到任何的修改和刪削，只有歷史哲學和副刊主義支配它的領域。
此種情形，已經說得夠多夠細了。總而言之，那是野蠻而又狂暴的時代，是人民與政黨，老與少，紅與黑不再互認的混亂的巴比倫時代。等到血流夠了，臉丟夠了之後，那個時代也告終了：於是逐漸地，人們愈來愈渴望理性，渴望恢復共同的語言，渴望秩序、道德、合法的標準，渴求一種字母順序和九九乘法表，而不再由當權集團任意規定和改變。人們渴求真理和正義，渴求理性，要求克服混亂的願望隨之而起。在這個只關心表面事物的狂暴時代終了之後的真空狀態之中，在這種普遍銳意渴求開創新局面和恢復舊秩序的需要之下，我們卡斯達裏於是應運而生。這羣微不足道，已經餓得半死，但仍勇敢不屈的真正思想家，於是開始感到了他們本身的潛力。他們以英勇的苦行和自律着手建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機構。他們在每一個地方，甚至在最小的小組之中，重新展開他們的工作，將那些宣傳的垃圾掃除乾淨。他們從最低的底層開始重建知性的生活、教育、研究與文化。
他們的心血沒有白費。他們白手成家，憑着百折不撓的勇氣，終於創建了一座輝煌的大廈。經過數代的努力，他們建立了教會組織、教育委員會、英才學校、檔案處、資料室、技術學院、講習班，以及玻璃珠戲。而今，我們以繼承人的身份住在一座過於堂皇的大廈之中。且讓我們重說一次，而今我們住在它的裏面，猶如一批頗爲不快而又自滿的貴賓。如今，我們既不想知道當年奠基時所獻的重大人類犧牲，亦不想知道爲了蔭被我們後代所受的種種磨難，更不想曉得當時支持或容許建築這棟大樓的歷史——儘管這個歷史如今不但仍然支持並容忍着我們，而且還會支持並容忍我們後面的許多卡斯達里人和導師，但它遲早終會推倒併吞掉我們這座建築，就像推倒併吞沒它曾容許成長的其他一切一樣。
且讓我撇開歷史，做一個結論。所有上述各點，對我們當前的意義是：我們的制度已經過了它的絢爛時期，它已在某個時期之前達到了神祕的世界歷史遊戲有時容許美好事物達到的那種幸運頂峯。目前我們已在走下坡路了。我們的前程也許還可展延很長的一段時間，但不論怎樣說，今後再也不會有比以前更好、更美、更爲可意的景況可以指望了。今後的路是下山的路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我相信我們已經到了成熟腐爛的時候。無疑的，這就是我們的命運，但這不是今天或明天，而是後天的事。我這個結論，並非從對我們的成就和能力作過分的道德評估而來，而是從我看出已在俗世進行的運動而得。危急時刻已在接近之中，惡兆隨處可見，世間的重心又要轉移了。改朝換代的事兒就要來臨了，戰爭和暴力勢將難免了。來自遠東方面的風暴，不僅威脅到我們的安寧，而且會威脅到我們的生命和自由。縱使我國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態度，縱使我們全國上下一致堅持傳統路線（事實不可能）並繼續努力效忠卡斯達裏的理想目標，亦屬枉然。我們在國會的某些代表，已在表示卡斯達裏是我國頗爲靡費的奢侈品了。我們這個國家不久就要被迫認真重整武備了——當然只是爲了自衛而備戰——大量節省開支，自然在所難免。儘管政府對我們非常仁慈，但大量的節省開支對我們將是一種直接的打擊。我們的教會組織及其所做的文化延續工作，一向以儘量少用國庫的錢爲原則，這是我們值得自豪的事。比之其他時代，尤其是副刊時代的初期，在那些漫無節制的大學，那些爲數頗衆的顧問人員和那些所費不貲的研究機構上面所花鉅額開銷，這筆款子實在並不算大，而比之戰爭世紀消耗於戰爭和軍備的數字，更是微乎其微。然而，要不了多久，那種軍費開支又得列爲當務之急了；那些將軍們又要控制國會了；而當人民面對此種抉擇：究竟是犧牲卡斯達裏還是讓他們自己置於敵人的炮火之下？當此之時，我們當不難想象他們將做何種抉擇了。毫無疑問地，那時將有一種好戰的意識形態抬起頭來，而大力宣傳的結果，最先受到鼓動的，將是青年之人。而後，學者與學術，拉丁與數學，教育和文化，將視它們是否符合戰爭的目的而被規定存在的價值。
波濤已在升起，終有一天會將我們沖掉。那也許是當然的結果。不過，敬愛的同事們，目前我們仍然擁有那種抉擇與行動的有限自由，而那正是人類的特性，也是使得世界歷史成爲人類歷史的所在。我們仍然可以依照我們對於事件的瞭解程度加以抉擇，仍然可以依照我們的警覺和勇敢程度加以取捨。如果我們願意，我們不妨閉起眼睛，不睬不顧，因爲此種危險距離我們還遙遠得很。我們如今身爲導師的人，將在此種危機接近得人人可見之前，在平安中完成任期，並在平安中安詳而逝。但對我而言，相信對於他人亦然，不昧良心而能心安理得，恐非易事。我就無法認爲風潮來時我已不在人間而繼續執行我的職務，而繼續玩弄我的珠戲。在我看來，事情已經相當緊急，我們應該趕快振作起來，因爲，儘管我們不是政治人物，但我們既不能與世界歷史脫離關係，故而也就不能袖手旁觀。因此，我在這份備忘錄中，一開頭便表示我擔任導師的能力有了破綻，因爲我無法安安穩穩地服職而不掛慮這個未來的危機。我可以不想：這個災難會以何種形態發生在我們大家和我自己身上？但我卻無法不問：我們要怎樣做，我又該當如何，才能面對這個危機？關於此點，請容我略加申述。
我無意提倡柏拉圖的政治主張：國家應由學者或哲人統治，因爲柏拉圖時代的世界還很年輕。柏拉圖雖然算是某種卡斯達裏的開山祖師，但他卻不是卡斯達里人。他是皇家的後裔，生來的貴族。就算我們也是貴族，也有貴族的氣質，但我們是心智上的貴族，而不是血統上的貴族。我不相信人類教養一種同時也是理智貴族的世襲貴族。那是一種非常理想的貴族，但只是夢想而已。我們卡斯達里人不宜於做統治的工作，因爲我們都是已經開化的人，都有高度的智力。假設我們不得不治理國家大事的話，我們將不會運用真正統治者所不可或缺的那種武力和天真。尤其是，假如我們那樣做的話，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疏忽我們本來的田地和真實的關注，亦即培養一種模範性的文化生活。治理國事雖不像某些自負的知識分子所想的那樣需要愚魯或老粗的氣質，但不僅需要有全心全意地樂於外務的習性，亦即要有使本身與外在目標認同的性向，同時還要有一種毫不遲疑的果斷精神，亦即爲求達到目標而不擇手段的本領。而這一切卻是學者（我們不想自稱哲人）所不能有、所不會有的特性，爲什麼？因爲，我們不但認爲冥想重於行動，而且，我們亦已學會，在爲了達到目標而選擇手段時，勢必要盡人智之所能而小心謹慎，而步步留神。
因此之故，治國不是我們的工作，參政也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是擅長檢查、分析，以及測度的專家。我們是一切規矩、一切章程，以及一切做法的維護者、確定者，我們是專管文化度量衡的標準局。就算我們也做其他許多事情——在某些情況之下，我們也做革新家、發明家、冒險家、征服者，以及重新解釋者，但我們的首要任務，卻是使得一切知識的源泉保持純淨，這是人民需要我們和保有我們的主要原因。在交易時，在政治中，偶爾指鹿爲馬，稱黑爲白，往往是一種天才手筆，但所有這些，都不是我們所能辦到的事情。
在過去的一些時代，在所謂“鼎盛時代”的戰亂期間，知識分子有時會因受到慫恿而投身政治圈中。這在副刊時代的末期尤其顯著。那個時代走火入魔，竟至超過了它所需要的限度，居然堅持心靈必須服務政治或服從軍事的主張。正如教堂裏的鐵鐘被拿去熔鑄槍炮，無助的學童被拉去補充軍隊的缺額一樣，心靈的本身也被鉗制起來而作爲一種戰爭物資受到消耗。
不用說，我們自然無法接受此種要求。在局勢危急之時，一個學者可以被從講臺上或書桌旁拉去當兵；在某些情況之下，他可以自願投筆從戎。當國家被戰爭弄得民窮財盡，乃至物資缺乏時，學者不但必須節制一切物質享受，有時甚至還得束緊肚皮，準備捱餓。不用說，所有這一切，都應視爲當然而加以接受。一個人所受的教養愈高，所享的特權亦愈大，必要時所做的犧牲亦愈重。我們希望每一個卡斯達里人都將這些視爲當然的事情——假如那種時候來到的話。情勢緊迫時，我們可以準備爲人民犧牲自己的舒適、安樂，乃至生命，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準備爲了一時的需要，爲了人民或將軍的要求而犧牲心智的本身，而犧牲我們精神生活的傳統和德性。逃避人民所受的挑戰、犧牲，以及危險，當然是一種懦夫的行爲。但是，如果爲了物質上的利益而出賣心智的生活原則——例如將二乘二的結果交由統治者斟酌決定——則不僅是懦夫，同時也是叛徒了。爲了其他任何利益——包括自己國家的利益在內——而犧牲真理之愛，而犧牲知識上的誠實，而犧牲忠於心智法則和方法的精神，都是一種叛逆的行爲。政治宣傳和利益衝突一旦損害、歪曲，乃至破壞真理的價值——就像個人、語言、藝術，以及其他一切不可或缺、且已有高度發展的東西已經受到的一樣——那時，我們的責任便是爲了挽救真理而反抗，而奮鬥，因爲那是我們的最高信條。故意宣說、筆述，或教授不實之事的學者，存心支持謊言和騙術的學人，不僅破壞有機組織的原則，同時也嚴重損害人民的利益——不論當時的情形看來如何，都是如此。何以故？因爲他污染人民的空氣、土壤、飲食，以及水源；他不但毒害人民的思想和法則，而且還助長一切威脅國家安全的敵對邪惡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