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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獨子，出生於一九二七年。父母都是英國人，中產階級。他們生活在醜矮個維多利亞女王長長的怪影之中，終身不能完全擺脫，因爲他們不能超越歷史。我上過公學，服兵役浪費了兩年時間，然後進牛津大學，在那裏我開始發現自己不具備實現自身理想的條件。
我早已意識到，我沒有自己所需要的那種父母和祖先。我父親當上准將，只是因爲生逢其時，而不是他有什麼了不起的職業天才。我母親堪稱這位未來少將的模範妻子，從不敢與他頂嘴，即使他在千里之外，她也是規規矩矩，就像他在隔壁房間聆聽她的動靜一樣。戰爭期間我難得見父親一面。他長期不在家的時候，我對他的看法多少還算是聖潔的，但他總是在回家休假的頭四十八小時內把我的看法打個粉碎。
他和一切不稱職的人一樣，很講究儀表，對日常瑣事十分認真。他沒有什麼聰明才智，卻積累了一大堆嚇唬人的大話，諸如紀律、傳統、責任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膽敢——這很罕見——與他爭辯，他就會從這些圖騰般的詞彙中拿出一個來對付我，這無疑很像在部隊裏出現類似情況時他壓制部下一樣。如果你還不認輸的話，他就衝你發火。他的脾氣像一隻紅毛狗，時刻都被帶在身邊。
我們家是在南特赦令撤銷之後從法國移民到英國來的——高貴的胡格諾派教徒，與十七世紀暢銷書《阿斯特雷》的作者於爾菲多少有點瓜葛——這是我們這一廂情願地認定的傳說。如果你把另一個同樣未經證實的與托馬斯·德菲[1]的關係排除在外的話——他是查理二世敷衍應付的朋友——我的先祖中就再沒有什麼人有一丁點兒藝術細胞了，一代又一代，盡是些船長、牧師、海員、小鄉紳，沒有一個出人頭地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好賭，而且每賭必輸。我的祖父有四個兒子，兩個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三個爲賴賭債，逃往美國，其行可憎，父親從不提及他還活着的事，據說這位小弟弟也具備了兄長們的一切惡劣品質。我一點也不知道他是否還活着，甚至也不知道在大西洋彼岸有沒有我不認識的堂兄弟姐妹。
在我求學的最後幾年，我終於認識到，我父母最大的錯誤在於他們對我向往的那種生活不分青紅皁白地持蔑視態度。我的英文“不錯”，曾用筆名在學校雜誌上發表過詩歌。在我心目中，D.H.勞倫斯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人物。我的父母肯定從未讀過勞倫斯的作品，除了知道他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有關之外，可能對這位作家的情況一無所知。父母身上有些東西，本來我是可以擁有得更多一些的，如母親情感上的溫柔，父親有時歡欣愉悅，可是我所喜歡的這些優點，恰恰是他們不希望被別人喜歡的東西。我十八歲時，希特勒死了。其時，父母和我之間已成了純粹的供養關係，對他們我必須表現出象徵性的感激，其他的情感就很難談得上了。
我過着兩種生活。在學校裏，我小有名氣，人稱戰時唯美主義者，喜歡冷嘲熱諷。可是我必須參軍——爲傳統和犧牲精神所迫。我堅持當完兵後要上大學，幸運的是，我的這一要求得到中學校長的支持。在軍隊裏，我繼續過着雙重生活。在公開場合，我極不自在地扮演着“烈火將軍”准將於爾菲的兒子的角色。私下裏，我提心吊膽地偷看企鵝新書系列和詩歌小冊子。後來我想辦法儘快地退了伍。
一九四八年，我上了牛津大學。在馬格達倫學院第二年的漫長假期裏，我幾乎沒怎麼見着我的父母。假期過後不久，父親必須飛到印度去。他把我母親也帶了去。他們乘坐的飛機在卡拉奇以東大約四十英里處遇上雷暴雨失事，飛機在優質汽油的燃燒中化爲灰燼。一陣震驚之後，我幾乎立即產生一種如釋重負之感，我自由了。我的近親只剩下母親的弟弟一人，他遠在羅得西亞務農，因此，凡我視爲真正自我的東西，現在再也沒有家庭的束縛了。在恪盡孝道方面，我可能顯得不足，但是追求時髦我可是行家裏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