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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碼，在馬格達倫學院同一羣性格古怪的夥伴在一起的時候，我有這種感覺。我們組織了一個名叫“叛逆男子漢”的小小俱樂部，喝乾雪利酒，開會時穿深灰色服裝，系黑領帶，以示對四十年代後期那些穿寒酸的連帽粗呢大衣者的抗議。在俱樂部裏，我們對存在與虛無進行辯論，把一種微不足道的行爲叫作“存在主義”。稍不開竅的人可能斥之爲反覆無常，或者乾脆說自私。可是我們無法理解，我們讀過的法國存在主義小說中的英雄或反英雄，爲什麼不能看成是現實主義的。我們試圖模仿他們，誤把複雜感情狀態的比喻描寫當成明確的行爲規範。我們當然體會到了箇中痛苦。我們大多忠於牛津大學永恆的一流意識，一心想標新立異。在我們的俱樂部裏，我們做到了。
我養成了奢侈的習慣，作風華而不實。我得的是三等學位，卻有一流的幻想：我是詩人。但是最沒有詩意的是，我看透了一切，對生活，尤其是謀生，感到厭倦。我還太幼稚，不知道一切憤世嫉俗行爲都是缺乏處世能力的表現，簡而言之，是一種無能；也不懂得藐視一切努力其實就是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的確吸收了一點永遠有用的東西：蘇格拉底式的誠實。這是牛津大學獻給文明生活的最好禮物。它反覆提醒我，反叛自己的過去是不夠的。有一天，我在一些朋友中肆無忌憚地傾訴當兵服役之苦，後來在自己的房間裏，我突然想到，正因爲我講了那些雖不會受懲罰，但足以把父親氣中風的話，便足以說明我仍然不折不扣地生活在他的影響之下。其實我並非生來就憤世嫉俗，只是因爲反叛使然。我已經擺脫了我之所恨，但還沒有找到我之所愛，因此我就裝出無處可愛。
對失敗作了充分心理準備之後，我踏上了社會。在我父親的常用詞中，沒有精打細算這類字眼。他在萊德布羅克銀行立了一個賬戶，來往賬目大得可笑，他的賬單混亂不堪，數字總是大得驚人，因爲他愛討人喜歡，爲了換取迷人的風采，只好廣爲佈施，請人喝酒。付過律師費交完稅之後，他剩下的錢幾乎不夠維持我的生活。但是我留意過的每一種工作——駐外機關事務局、內政部、殖民部、銀行、商行、廣告業——都是一眼就能看透的。我參加過幾次求職面試，沒有一次成功，原因是我們的世界要求年輕的管理人員表現出一種急切的熱情，而我卻覺得沒有必要。
最後，我和先前無數牛津人一樣，回應了《泰晤士報教育副刊》的一則廣告。我到了那個地方，是東英格蘭一所較小的公學。他們草草問了我一番，就給了我職位。後來我才知道，除我之外只有兩個申請人，都是紅磚大學[2]學生。新學期將於三星期內開始。
我教的是大量生產出來的中產階級孩子，他們壞透了。幽閉恐怖的小鎮像一個噩夢，但真正叫人無法容忍的是師生公共休息室，到教室去上課反倒覺得輕鬆。學校生活一成不變，年復一年，令人麻木，單調乏味得像一朵陰雲，籠罩在全體教師頭上。那可是貨真價實的單調乏味，絕不是我窮極無聊。學校充滿了言不由衷、虛僞和無能爲力的無名火。老人發火，因爲他們知道自己失敗了；年輕人也發火，因爲他們擔心自己也將一事無成。資深教師就像絞刑架下的佈道，跟他們在一起，你會感到一種迷惘，看到的是人生虛無縹緲的無底深淵……這就是我在第二學期開始產生的感受。
我不能把自己的一生耗費在穿越這樣一座撒哈拉沙漠上。我越是這樣想就越感到，這所貌似體面但卻毫無活力的學校，實際上是整個國家的縮影，離開這所學校而不離開這個國家是可笑之舉。同時那裏還有一個姑娘使我感到厭煩。
校方無可奈何地接受了我的辭呈。我將教滿一學年再走。我向校長隱約提及自己感到焦躁不安，他很快猜到我想到美國或英聯邦自治領去。
